【采访记】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

　　写完这组报道时，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开窗子想喘口气时，我发现夜色中的这个城市真美，美到让人怎么也不会去联想70年前的那个“人间地狱”。尽管，它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你我脚下！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长长的采访记，把17天来太多的感受全都写进去，经过这一念之后却突然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该从何说起。遥望着闪烁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人真的是善忘的动物！我不由得问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如果不是因为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你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想到这里，记忆复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片和影像又开始在眼前晃来晃去——在这么多天的采访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曾经让我多次落泪，并不由自主地握紧过拳头。也正因为这种感受，让我彻底理解了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作《南京暴行》的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长达两三年的调查、写作，天天面对阴暗扭曲的人性，谁能承受？

　　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时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一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在拍摄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热泪。”看到这段话时我曾经想，如果让斯皮尔伯格拍摄一部南京大屠杀影片，面对比纳粹集中营更为惨无人道的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又会怎样？他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强？　　　　

　　一阵夜的清风拂过。探寻曾经发生的真相，本意并不是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为了让真相能够以它应有的尊严而存在，并且因为这种存在，而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慰，让幸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让不曾经历的人有所了解。正在美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南京》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这样一段独白：“痛恨日本人吗？不，我只是痛恨邪恶的力量。为灾难中的中国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个日本国民的话，我会对中国老百姓说，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然而，尽管时间的年轮已经扩出去70个圈，但位于中心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始终是“中日关系”这个半径在扩大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告诉记者，“当我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时，只要一提到我生在南京，场面往往就会陷入尴尬。”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不同意见，创造共同研究的框架？这位长期在西方学术界进行日本史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学者由衷地感叹，“如何避免单纯的中日之间的‘血海深仇’，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启发并引导国际主流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是关键。”

　　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幕惨剧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不幸、中国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幸，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类的尊严被践踏殆尽。在美国，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全年免费向民众开放。纪念馆的创办主席、诺贝尔奖得主Elie　Wiesel说：“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同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南京人民，却几乎被世界遗忘。如今，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正在重返国际历史舞台，这无疑为杨大庆的建议提供了可能。

　　在连续的走访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得不说。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中国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的研究员约翰.泰勒记得，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成为畅销书后，他曾经接待过多位日本的学者、记者，甚至普通民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探究书里所写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然而，“从来没有中国记者来找过我，也没有普通的中国群众咨询过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研究员玛莎.史莫莉和琼.杜菲听说记者来自中国后十分热情，这是她们第一次和中国记者打交道，而在此前，她们不止一次接受过日本学者和记者的咨询、访问……在国外这些研究人员的印象中，认为中国只有学者才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且他们也只能叫得出那么几个名字：高兴祖、章开沅、张宪文、张连红、孙宅巍、张生、杨夏鸣、王卫星，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副馆长段月萍……　

　　同时，记者听到了一致的心声：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研究和重视。

　　张纯如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杨大庆教授说，“战争罪犯研究的国际化是件有益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残暴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在日本与中国人中进行。但现在这点已经改变了。第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因一些解释较为单纯，具有政治性，所以并未引起重视。今后的学术研究的视点必须重新考察这些成果。”

　　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说，“如果这个事情只限于南京，或者只限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就很难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感、参与感。只有吸引并创造条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条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国际社会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警戒意义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西方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Mochizuki)则向记者建议，当前应该抓住时机让学者、知识分子、媒体都加入研究队伍，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解决速度。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