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罪恶，这较量不休不止

　　11月24日，纽约街头阳光和煦。记者在法拉盛地区见到了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负责人陈宪中先生。一头及肩的白发，一身米黄色的中装，满身“中国味”的陈先生让记者略略有些惊讶，要不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难想象1962年他就来到了美国。

　　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联合会将举行一系列纪念受难同胞的活动，陈先生也因此而格外忙碌。见面后我们无暇做更多的寒暄，记者直接上了他的车，随同他一起去当地一所华侨学校，“下个月我们想在那里举办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展！”

　　这所华侨学校位于纽约中国城，主要向华人的孩子教授中文，共有2000多名师生。校长黄炯常也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华人，他在看了陈宪中先生带去的展板、展具后，对在校内举办这样的史料展颇为支持，定下12月8日、9日连展两天，并表示将专门安排老师带领学生们参观。

　　事情落实得很顺利，离开学校后，陈先生将展具熟练地整理好，一一放回汽车后备箱。看着头发白尽、已是爷爷辈的陈先生依旧在为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而奔波，记者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觉。他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对记者淡淡一笑：“我们人手少，不做不行……”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遥远的缺乏“气氛”与“环境”的大洋彼岸，要想让国际社会了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而之所以“不做不行”，是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的，既有时间对历史的消磨殆尽，更有来自日本右翼嚣张的歪曲和否认。

　　尽管铁证如山，但几十年来，正义和罪恶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大屠杀虚构论”叫嚣学术界

　　在美国采访期间，华裔学者杨大庆送给记者一本书，书名是《南京大屠杀：违背真相的虚构》。这本英文书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历史教授东中野修道，书中用了大量的所谓的“史实”，说明南京大屠杀只是中国人的虚构。据报道，日本右翼制片商今年初已准备以此书为基础拍摄一部电影，以反击电影《南京》中所揭露的南京大屠杀真相，意图“纠正历史和视听”，扬言要“导正历史记载”。

　　“你看看吧，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也始终没有结束，”杨大庆说。

　　记者注意到，这本书的日文版印刷于1998年，而英文版软封面和硬封面分别印刷于2005年、2006年。在杨大庆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一摞堆放了好几本英文硬封面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是日本右翼企业家花钱印刷的，而且免费送给美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向他们阐述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看着手中的书，听着杨大庆的介绍，记者禁不住又愤懑又惊心：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行径实在太卑劣，但他们在国际社会的“活跃”与“手腕”着实让所有维护正义和真理的人不得不防！

　　“不过，这样做的目的往往适得其反。”杨大庆说，西方学者无论是对历史抑或其他学术研究，面对怀疑通常会采取亲自求证的方式，而不愿盲从他人的结论。所以，日本右翼这种急于漂白自己的行为，反而招来了很多美国学者的反感，“很多人只是随手翻了翻这本书就丢在一边了，还有些同事知道我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干脆就给了我……”

　　其实，在东中野修道之前，日本的田中正明在1984年就出版过《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日本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石原慎太郎于199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国际社会中，发行出版物是日本右翼歪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惯用行径。

　　华人社团用铁证斥谎言

　　一直以来，为了驳斥这些谎言，美国的海外华人团体举行过多场集会、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运用各种无可辩驳的史料、邀请众多见证者本人及其后人到场作证，将真相传递给世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各地就陆续成立了多个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民间组织，目前这类组织的总数粗略统计已达30多个。其中，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世界抗战史实维护会(在多个国家设有40多个分会)等比较活跃。邵子平、陈宪中、李培德、丁元、李竞芬等一批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多年如一日，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而奔走呼吁。海外赤子们的努力，与中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日本右翼的驳斥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给日本右翼以强有力的反击！

　　这次在纽约采访的时候，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陈宪中先生赠送给记者一套珍贵的历史资料：《日本人怎能对真相说不？》。在沉甸甸的盒子里，包括一沓印刷资料，收录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留守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和费奇等人发回美国给家人的信，信中描述了当时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其次是三盘录影带，收录了近年来海外华人多方寻访征集来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包括“马吉的证言”、“以天皇的名义”，以及香港制作的电影“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特别是“马吉的证言”，将1937年约翰·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下来的影片，与对他的儿子戴维.马吉的采访穿插在一起，“人证”与“物证”，图像与声音，铸成南京大屠杀不容抹杀的铁证！

　　陈宪中告诉记者，这些影像资料制作完成后，多次在美国各地放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它们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可多得的核心资料，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引用。

　　“慰安妇议案”高票通过

　　在今年的美国“慰安妇议案”问题上，正义与罪恶的较量进入“酣战”阶段，右翼势力的疯狂和手段也可谓登峰造极。正是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华人团体的推动，以及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使得议案得以高票通过。

　　今年6月14日，美国“慰安妇议案”表决日期敲定不到两天，日本右翼团体随即在《华盛顿邮报》花钱刊登广告否认“慰安妇”事实。他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则欲盖弥彰的广告激起了上至美国副总统切尼，下至普通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并促使更多的国会众议员支持谴责“慰安妇”问题的议案。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有关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确的方式承认“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对这则议案背后的“较量”，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向快报记者和盘托出。张纯如去世后，两位老人强忍悲痛，决定“要为女儿做些什么”，遂也加入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各种社会活动中。美国“慰安妇议案”表决前，华人社会团体在各地广泛寻求议员和民众的支持。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种“威胁”，急不可耐的日本右翼在报纸上登出了通篇谎言和无耻言论的广告。“美国的报纸广告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张盈盈教授说，“可见日本右翼为了否认真相不惜投入巨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愚蠢的行为反而加速了慰安妇议案的通过！”

　　一次“街头争论”的背后

　　当然，“慰安妇议案”背后的较量绝不会是最激烈的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海外华人社团们丝毫没有懈怠，而是以更加激进的态度组织着各种形式的弘扬正义活动。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他们在美国多个地区举行广场集会、史料展览、录像带放映、网上祭悼等纪念受难同胞的活动。陈宪中先生告诉记者，从南京大屠杀50周年开始，每年的12月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他说，“越是在海外，越感觉到要做下去！”后来他告诉记者，“还有太多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此悲惨的南京大屠杀。”

　　这种情况，记者11月24日便亲身感受了一回。当天在纽约法拉盛地区，纽约“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基金会在街头举办南京大屠杀史料展。牵头的是任军、黄凯宁等30多位中国留学生。现场展示的图片震憾了无数过往的人士。

　　忽然，观众当中一位美国女士大声发话，“你们需要这样展览吗？”她用探讨却带有质疑的语气询问展览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战争中发生的。只要是战争，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事情，难以避免……”原来，她认为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交战”中无法回避的“军事行动”，不该在今天再“旧事重提”。

　　“不！不是这样。”立即，任军和他的伙伴们上前耐心地作着介绍，“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入侵’，而不是‘进入’！这也不单纯是所谓的‘军事行动’，其中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听着听着，这位美国女士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她不停地点头，“原来是这样，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你们做得非常有意义……”接着她又询问，“那你们现在的态度是？”

　　“只是正义，道歉！”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华人在一旁大声坚定地回答。“直到现在，日本政府还没有就此正式道歉，还有一些势力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真是这样吗？”美国女士的手伸了过来，“我支持你们！”　……

　　这段短暂的街头争论，让记者感受到了“澄清真相”四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却又是多么迫切！

　　日本进步人士呼吁政府道歉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者在怒斥日本右翼的同时，几乎也都提出，日本也有一部分进步人士，他们勇于面对历史，坚持真相，例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是一位代表，他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无论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在美国档案馆采访的时候，记者也偶遇了两位日本有识之士：京都大学教授政池明和他的夫人三千代女士。从政池明先生给记者的名片上看，目前他在一个学术研究机构JSPS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当夫妻二人知道记者来自中国南京，并想了解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时，他们丝毫没有回避，而是真诚地谈起了自己的观点。政池明先生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延安，没有到过南京，但他知道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政池明说，他的父亲就是“反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的父亲批评了政府的做法。当时他在一所大学任教，但却因此被迫辞职。”当时还年轻的政池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后来直到1945年从报纸上看到东京审判的新闻，才开始有了些了解……”对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政池明一再遗憾地向记者表示：“像我一样，很多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但政府始终没有这样做，这是很多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