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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民间求解历史 在争吵中取得共识(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12:34

  尹辉铎 希望合编东亚古代史

  三国历史“共同读本”编著者的韩方代表尹辉铎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在“共同读本”中文版的发布会上,他以随时绽放的笑容赢得了中国记者的好感。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他对三国学者再次合作表达了期待和乐观。

  时代人物周报:韩方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共同读本”的编写的?

  尹辉铎:我们很希望实现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和平共同体,因为从过去的历史情况来看,韩国被周边国家侵略了好几次。

  时代人物周报:韩方专家是如何选择出来的?

  尹辉铎:一些很关注实现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和平共同体的韩方专家们,自发地参加到合编三国“共同历史读本”的事业中。

  时代人物周报:这些专家是否代表了韩国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尹辉铎:这些专家代表了。

  时代人物周报:整个编写过程中韩国政府的态度如何?是否曾对韩方专家提出过政治性的要求?

  尹辉铎:关于合编三国共同历史读本的事情,韩国政府初期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可是他们后来看到合编三国“共同历史读本”的开创性的可能性,开始积极关注我们的事业。在这期间,韩国政府从来没有对我们编写的政治性提出要求。

  时代人物周报:在编写过程中,中韩两国学者最大的争议是什么?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尹辉铎:中方学者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承认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清朝对朝鲜王朝进行内政干涉和派遣军队到朝鲜半岛的事情。我们认为,那期间清朝对朝鲜王朝的行为有了一些侵略性。不过最终中方接受韩方的意见,写出了清朝对朝鲜王朝干涉内政和派遣军队到朝鲜半岛的相关史实。

  时代人物周报:你认为产生争议的原因是什么?

  尹辉铎:中方学者也许没想到我们会有自己的意见。我觉得中方学者常常只关注于中日关系而不太了解历史上的韩中关系和韩国的历史情况。

  时代人物周报:你在这次三国民间学者合作编写历史读本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尹辉铎:我体会到东亚三国人民希望东亚和平的愿望,而且我发现三国人民之间是能够有三国共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的。

  时代人物周报:这次编写过程是否可以给以后更广泛的合作提供经验?

  尹辉铎:我们韩方正打算探索三国合编东亚古代史读本的可能性。

  时代人物周报:目前这本三国“历史共同读本”在韩国国内的反响如何?

  尹辉铎:韩国国内对三国共同读本的反响很热烈。韩国政府、学术界、舆论、读者方面很关注我们的三国历史共同读本,所以我们7月份打算再版。

  时代人物周报:韩日两国官方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国历史的共同研究,目前情况如何?

  尹辉铎:除了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外,两国政府得到了不少成果,可是官方成果及效益不如民间社会的成果。我觉得为了达成更大的成果,通过民间社会和团体方面去促成(共同历史研究)要比官方好多了。

  时代人物周报:有学者说两国官方研究的成果不大,你怎么看?

  尹辉铎:可以这么说。因为官方要安排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他们不像我们市民团体那样灵活,再说他们的行为不得不被各自国家社会各方面所限制。

  时代人物周报:中日两国政府目前也有意向要共同研究历史,你对此有何看法?觉得前景如何?

  尹辉铎:我觉得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也许能够达成共同研究历史的协议,不过可能跟韩国一样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成果。我觉得中日两国政府通过民间团体比通过官方更容易达成合编共同历史的成果。

  井出敬二 “交流是必要的”

  就这次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出版的“历史共同读本”,《时代人物周报》专访了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他强调这次“历史共同读本”的出版是一次纯粹民间的行为,和日本政府没有关系。此前中日两国政府表态要进行官方层面的联合历史研究,对此井出敬二表示并不乐观,但他强调共同研究对加深相互间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时代人物周报:日本政府对三国学者联合编写的“历史共同读本”态度如何?

  井出敬二:在日本,各种历史图书可以自由出版。就日本而言,这次出版的历史书意味着在已有的多种图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反言之,对于这本书,在日本会有不同的意见、历史观、以及对于数字数据的疑问和意见。

  时代人物周报:日本政府会认可这一“历史共同读本”吗?

  井出敬二:在日本,各个学校使用怎么样的读本是由各个学校自行判断和选定的,文部科学省对此没有任何规定。

  时代人物周报:有报道说,日本国内媒体对此事反应冷淡?

  井出敬二:日本国内关于历史问题的图书有很多种,而这次的历史共同读本也是很多种中的一个。至于媒体为什么不太感兴趣我也不好猜测,或许因为日本媒体认为出版这样的图书是很平常的事情。

  时代人物周报:此前日本外相曾经提出要两国共同研究历史,你对此有何看法?

  井出敬二:日本的町村外相在4月份的时候访问了中国,当时他向中方提出了共同研究历史的提案。其理由是我们认识到在历史方面加强相互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是重要的。中方也肯定了这一提案,并表示会进一步加以讨论。对日中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具体内容,需要双方加以协商。

  时代人物周报:说到两国官方共同研究历史,请问如何理解“官方”的含义?

  井出敬二:日本有国家设立的研究癌症的机构,但是没有研究历史问题的机构。日本有国立大学,里面有历史系,但是在大学里,学术是自由的。需要说明的是,日方民间的学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于具体是用何种形式进行共同研究,还没有具体的结果。

  时代人物周报:具体到未来可能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会如何选择参与研究的学者呢?

  井出敬二:我们选择学者的时候,不会只选择具有某一个观点的学者,而是会选择具有不同观点的学者,选择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来进行研究。

  时代人物周报:有学者说,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日双方官方达成共识很困难。

  井出敬二:我们对能否达成共识以及达成共识后结果是否要发表都会很慎重,对于共同研究历史的内容,需要日中双方共同加以讨论,目前具体内容还未定。关于是否会联合出版教科书,双方还没有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我对日中双方能否达成共识也不是很乐观,但这种共同研究对加深相互间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时代人物周报:此前日韩之间也进行了官方的历史共同研究,但效果似乎不是很好。

  井出敬二:这好比我们如何看待半瓶水的问题,即瓶中只有一半的水,是多还是少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是积极的看待还是悲观的看待。有人可能认为双方进行的共同研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共同的交流。双方进行交流是必要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能因为效果不好就放弃。

  中日官方共识难求

  中日两国在官方层面就历史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显然要比在民间大得多。

  2005年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达成协议,两国官方将就历史问题成立一个联合小组进行共同研究,该小组的具体运作模式将在今年年底前确定。

  两国政府间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没有引起民间学者的共鸣。步平虽然积极参与了三国“历史共同读本”的编写,但他对中日官方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前景却不看好,“比民间学者更难达成共识”。

  参与此次“共同读本”编写的大部分中方学者大都表示了相同的态度,“两国政府历史观的差距远比我们两国民间的差距要大的多”,苏智良说。荣维木则认为,官方研究历史受到的政治性因素影响比较大,政治要求有时候要大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而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的态度似乎与上述学者一样,他的措辞是“我对中日双方能否达成共识不很乐观”。

  日本的“潜台词”

  早在日本外相町村信孝4月份访华前夕,日本媒体就披露说町村将向中国提议共同展开研究,对双边历史进行解读。4月17日,町村访华期间果然提出了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问题,中方也肯定了这一提议。

  此后,在5月6日至7日举行的第七届亚欧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外长李肇星和町村信孝举行了会谈,同意组成研究两国历史纷争的联合小组。5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日首次战略对话时,这一问题被再次提及。

  对日本主动提出该意向的解读,最广泛的看法是,这是日本政府的权宜之计,主要是应对此前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打开两国政治上的僵局。有评论认为,町村在压力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并不真诚。

  事实上,这并非日本政府第一次提议共同研究历史,1995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曾有此提议。联系到日方过去曾向中方提出所谓“中国的爱国教育几乎等同于抗日”的指责,认为教科书中对战争中日军行为的描写过于残暴,对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则轻描淡写,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的此次提议有更深层的意图。

  这一观点在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他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解释说,日方之所以主动提出两国官方共同研究历史,是因为日方认为中国的教科书也有问题。

  “日本方面有些人提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潜台词是‘修正中国的反日教育’,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步平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现在共同研究历史的时机还不太成熟,首先是连扶桑社出版的这种教科书日本都审定通过了,日本会坚持他们的观点;其次中国如果改变一些传统的东西,国民能否接受也是问题。

  可能的研究形式

  中日历史问题联合小组的模式将在今年年底前确定,目前关于还没有相关明确信息。日本外务省报道官千叶明曾表示说,日方小组人员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基本掌握在日本外务省,参加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将是学者。

  就目前来看,由于这一小组具有官方性质,所以很可能是由两国的外交部门牵头,各自提出自己的专家人选,然后再征求对方意见。一般来说,日中双方应该会提出彼此比较认可的候选人。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说,日方会选择代表各自不同观点的专家参与研究。有中国专家预测,日本将选择一些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同认识,但又不会严重刺激中国的学者,但日本右翼人士不可能进入联合小组,因为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对立而使得研究无法进行。

  中国方面则很可能仍旧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出面参与研究,此前该所副所长步平在回答媒体就该问题的提问时表示“有可能”。一般认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能力在该领域是最强的,而缺陷则是此前没有编写正规教材的经验。

  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认为,共同研究历史须设定前提,包括要定期向国际尤其是中日民众公布研究结果,同时在达成共识之前日本政府要停止审定通过右翼历史教科书等。

  不过日本政府显然不这么想,井出敬二公使说,“我们对能否达成共识以及达成共识后结果是否要发表都会很慎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此前也曾表示说,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通过已考虑到了周边国家,所以,“目前要求删除个别表述是不可能的”。

  此前日韩之间已经进行了对历史问题的官方共同研究,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很显然,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巨大,不可能由于联合小组的共同研究而很快得到解决。

  “共同读本”的部分共识

  ◆ 关于卢沟桥事变

  日方认为无法判断是谁先开的第一枪,事件属于偶发,因而主张这样描述:“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国的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中方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个是非问题,不能模糊。在中方坚持下,日方最后同意修改为“日本军队在北京郊外挑起了卢沟桥事件”。

  ◆ 关于“华盛顿会议”

  日方学者强调日本政府当时有个“币原外交”,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中方认为实际上当时日本军方不同意这么做,所以实际上“币原外交”没能实行。“共同读本”最后主要强调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企图。

  ◆ 关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方提到了“十年鸦片断禁计划”,认为日本在东北实行了渐进的根除鸦片的计划。中方的观点是,日本确实有这个计划,但最后并没有施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北的鸦片种植面积反而扩大了,日军靠贩毒获取军费。最后,中方意见在“共同读本”中得到了体现。

  ◆ 关于甲午战争

  韩国学者认为事件起源于中日两国争夺朝鲜的控制权,认为中日都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并且具有侵略性质。中国学者则认为,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清政府是应邀镇压朝鲜的甲午农民起义。

  妥协后的结论是,界定了封建藩属关系与现代殖民地关系的不同,然后实事求是地对清政府出兵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并说明清政府出兵是为了维护藩属关系,与日本的侵略是不同的。

  ◆ 行文分歧

  “抗日战争”不可能适用于东亚三国,“共同读本”对战争定名为“亚洲太平洋战争”。

  有一些名词的处理,各国习惯不同,也不好强求一致:比如“9·18事变”和在日韩习惯叫的“满洲事变”,中国台湾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在日韩被称为“原住民”。最后的结果是各自用各自的称谓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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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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