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昌博

　　及川淳子10年前在上海读书，恰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看到中国举行的很多纪念活动，“我当时感到两国的历史书是不一样的”，她说。及川和同学提到了这个差异，一个同学说，如果两国能出一本历史共同教材，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没有想到10年后共同编写的历史共同读本真的出版了。”她说，“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日子，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读到这个读本。”

　　及川所说的“共同读本”是指中日韩三国学者历时三年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6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中文版的新闻发布会，现任日本驻华使馆新闻文化中心职员的及川淳子也参加了。

　　民间反应热烈

　　这本中文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书，韩文名和日文名为《面向未来的历史》。5月26日和27日，该书已经分别在韩国和日本正式发布。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发布会，韩国总统卢武铉也通过电视表达了祝贺,并说自己在阅读这本书。

　　“共同读本”在中日韩三国的印数都是两万册，在韩国和日本作为副教材(类似于中国的教辅)发行，在中国则以课外读物的形式面向学校和图书馆进行征订。卢武铉带头阅读使得此书迅速爬上韩国图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不久即全部售完，韩方随后决定加印两万册。日本社科类书籍的发行一般从2000册开始，但该书在出版一个星期后的加印量就达到15000册。在北京的一些大型书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文版也已经出现在销售榜上。与此同时，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将销售这本书。

　　也曾心灰意冷

　　编写共同读本的念头，起源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通过。2001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扶桑社出版的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年，第一次“东亚和平论坛”在南京举行，日本学者义文提议由三国民间学者共同编写一本面向青年学生的真实的历史教材。

　　考虑到各自国家不同的教材审定制度——日本是审定制，中国和韩国都是国定制——学者们决定编写一本历史“副教材”，即中国人通称的“历史读本”。在日本，副教材是不需要审定的，而中韩对“历史读本”的出版也没有限制。

　　2003年4月，三国合编历史读本正式开始。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仅在中国，就有中国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黑龙江社科院等部门共17名学者参与；日方由“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牵头；韩国则由“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组织。

　　当年12月，提纲正式确定，随后将任务分解，涉及到本国的部分由各自专家分头完成。“比如说到西方入侵对三国的影响，就是三国学者各自写本国的情况，然后再翻译为另两种文字。”参与该书编写的黑龙江社科院研究员王希亮说。

　　然而，真的做起来，却发现困难重重。一开始，三国学者对最终能否达成共识并不乐观。“也曾经心灰意冷，对三国学者能否统一起来产生怀疑。”其次是经费问题，因为不是官方编写，三国学者都是自掏腰包，仅路费王希亮就花了差不多1万元。

　　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日韩都动起来了，我们也总要做吧”，没有经费，日韩学者来中国时就找一些实体单位接待：一开始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来是某旅行社出面赞助。每次开会食宿都很简单，会议在日韩举行也是如此，经常吃盒饭，吃完了继续讨论。

　　在经过先后11次讨论，三国专家反复磨合后，书稿在2005年春最终定稿。

　　更宽广的视野

　　经过此次共同读本的编写，很多中方学者体会到的是需要加强对彼此国家历史的了解，很多误解也是因为欠缺了解而产生的。

　　“比如说到西方对于本国的影响，在韩国有一个叫‘三一运动’的民族独立运动，其间也有当地天主教会的参与。当时我们就提出说怎么民族运动还有天主教参加？在中国民族运动中，比如义和团，反的就是‘洋教’。我们缺少对韩国历史的了解。” 抗日战争史专家荣维木说。

　　“共同读本”突出了中日韩相互之间文化上的影响，比如近代大量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汉字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儒家文化在三国的传播等，这些在传统教材里描述较少。

　　在步平看来，这次共同读本的出版为三国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开端，它证明了三国学者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并达成共识。不过一些中国民众也可能会对“共同读本”产生情绪，一位美国华侨写信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共同历史观，你们和他们谈什么历史观？也有学者对“共同读本”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最终采用了20万表示不满。

　　“我们要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如果他们不是从根本上去否定屠杀，而只是去研究数字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步平说，“肯定会有人不满意，他们会认为这不‘解渴’，他们的很多举动可以‘解渴’，但那对于事情的整个发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积极作用？”

　　争议与共识

　　在王希亮看来，步平被推举为共同读本编写委员会的中方召集人是“众望所归”。

　　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从1986年开始研究东北沦陷史，走访10个省区，访问日本11次，调查日本在华遗留化学武器。到目前为止，步平先后共进行了将近20年的抗日研究。

　　可以列举的参与了“共同读本”编写的中方编者还有：李宗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强制劳工赴日问题”著名研究者；王希亮，黑龙江社科院研究员，研究侵华日军731细菌战部队的专家；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抗日战争史专家。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外国编著者，依然能找到共同点：日方参与编写的笠原十九司是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权威，义文是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积极反对者，而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金圣甫则是日本殖民统治问题专家。

　　事实上，三国参与“共同历史读本”编写的主要人员几乎都是研究中日韩三国近代关系史的专家，他们几乎都对日本否认历史的问题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揭开被掩盖的罪恶

　　从1999年开始，步平连续三年作为客座教授前往日本新大学讲学，给那里的大学生们上一个星期的课，讲述日本的侵略历史。他用图片和录像告诉日本大学生，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还在伤害人，他给学生看那些带着伤疤的受害者的照片，告诉他们受害者的苦难。步平出的最后一道题目都是让学生谈听课的感想。有一次两个日本学生交卷后过来给步平鞠了一个躬，然后掏出了1万日元，他们说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战争，他请步平把这点钱转给那些受害人的家属。

　　参加编写的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关注的则是“慰安妇”问题，49岁的苏智良从1992年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经过8年的实地调查，在2000年3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智良以确凿无疑的证据指出：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并不是日本一些政客和学者所宣称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慰安妇。

　　曾有人问苏智良，你用了这么多心血，公布了真相，可日本政府既不道歉又不赔偿，你觉得值吗？苏智良说，作为中国学者，将掩盖的罪恶历史揭开，是我的责任。

　　李宗远曾历时数年和日本神户大学进行该问题的联合调查，并赴日为中国劳工原告律师团作证；王希亮积极参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对日索赔；荣维木则是《新历史教科书》的严厉批判者。

　　同样在寻求真相的还有日本学者。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他在日本国内出版了数本书，以大量史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存在，也因此多次受到右翼人士的攻击，被称为“大屠杀派”的“参谋长”，被骂为“卖国贼”。

　　笠原十九司曾在1995年8月来到中国，参加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发表了谴责日本右翼分子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声明。1999年，他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在今年出版了《难民区百日--亲历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一书。

　　义文是日本民间团体“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作为一名左翼学者，义文现在已成为日本多个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民间团体的发言人。他也是最早提出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历史共同读本的日方专家。

　　争吵中的共识

　　虽然三国专家拥有基本历史共识，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三方的分歧依然不小，在一起开会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甚至拍了桌子不欢而散”。事实上，参加编写的日本学者承受的压力最大，他们要时时提防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

　　中日学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些史实的认定，比如卢沟桥事变谁先开的第一枪。而中韩学者之间存在的更多是一些问题的定性，韩国学者坚持甲午战争中中日都对朝鲜的内政进行了干涉。还有一些是属于行文分歧，中方学者将日军进行的战争形容为“残暴”，日方接受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一词也不适用于东亚三国，“共同读本”中最终采用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说法。

　　因为争论较多，每次开会讨论时间都安排得很紧，“一般从早晨8点开始，午饭、晚饭都是直接送到会议室，吃完后接着开会。”王希亮说。

　　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一般是先在小组范围内讨论，无法解决的，提交三国学者大会讨论。对于实在难以解决的地方，就采取只叙述事实不做判断的方法。

　　在步平看来，三国历史共识的达成，需要彼此之间的理解。日本广岛方面曾邀请步平参加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步平的演讲题目是“从广岛看南京”，他在承认广岛遭遇的灾难后，希望日本民众也到南京看一下，了解“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参加纪念活动时，步平的演讲题目则是“从南京到广岛”，希望中国人在看到自己受害的同时，也要了解广岛等地的日本人受到的伤害。

　　早在编写共同读本之前，来自三国的一些学者就彼此熟悉。3年的编写过程让他们彼此成为朋友，观点的争论并没有损害私人关系，他们经常会开些玩笑，有时候也会一起出去喝点酒。

　　南方人苏智良酒精过敏，“所以每次都只能羡慕地看着他们喝”，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