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慧英

　　1937年11月底，20多位西方人毅然留居危城南京，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他们以人道主义精神，救助了20多万中国难民，保护了安全区内的房屋财产免遭火灾。拉贝将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日军大屠杀的铁证。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使拉贝万分震惊，南京人民的鲜血也使拉贝看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这一时期的恐怖经历使拉贝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根据档案资料及“拉贝日记”，对拉贝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及这段经历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直逼中国首都南京。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约集了留居南京的10多位外国人，商讨仿照上海国际难民区的模式在南京设立难民区，成立一个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27名，其中15名参加了国际委员会。拉贝在11月19日参加了该委员会。22日下午，“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拉贝被推选为主席。②拉贝不是安全区的发起人，但他被推为主席，出于以下几种原队

　　(一)拉贝是德国人，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③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日、意轴心国形成。由日本盟国的国民出任主席，可以说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一种策略。

　　拉贝1908年来华，1930年来南京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他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说起他加人纳粹党的原因，则完全是出于非信仰的现实需要。1934年，拉贝欲在南京建一所学校，自己任董事长，他建这座学校并非为自己的孩子，但他必须得到德国当局和德国国社党的批准，才能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在1934年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④在他1938年4月回到德国前，纳粹党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面目还未充分暴露。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对国内情况不是很了解。他对该党的认识还停留在希特勒上台前许诺为工人、为穷人谋福利的党纲上。他在南京沦陷前还这样描述了纳粹党，“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④因此这才有了他的党员身份。又因友人回国，由他暂代党组织“南京小组长”一职，这才使拉贝有了一张可供利用的“虎皮”。从本质上来说，拉贝决不是“纳粹党徒”，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二)拉贝的能力、学识足以担当此重任。拉贝当时50多岁，来华后，担任过德国西门子公司北平及天津分行的经理，1930年又任西门子南京分行经理。他在华生活了30年，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他就参加了马骥牧师在南京创设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救济伤兵及上海方面涌来的大批难民，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

　　(三)拉贝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当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推选拉贝为安全区主席时，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一职务”。.他当然清楚留在南京意味着要冒生命的危险，但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他认为，他的孩子们和孙辈们都出生在中国，他在中国生活安宁并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他一向得到中国人的厚待。许多跟随他多年的中国工作人员很可能因他离去而遭到生命威胁。⑧他愿意在这紧急关头为熟悉和不熟悉的中国人服务，充当他们的保护人。

　　当时，中外人士都利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离开这座危城。德国大使馆曾一再劝告拉贝等几名德国人离开南京。12月9日中午，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了通知，要求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罗森，在动员拉贝等离开无望后，已登上一条英国船准备离开南京。接到日本此项要求后，罗森又再一次坐车进城，要把留在南京的拉贝等三名德国人接走。拉贝再次拒绝了。。

　　事实证明，拉贝是担任安全区主席一职再适当不过的人选。在日后的安全区工作中，各种困难难以想象，完全超出了人们的估计。但拉贝以出色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带领他的委员们，与日军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保护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二

　　拉贝和他领导下的国际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保护中国难民和财产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拉贝功在首位。其功绩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一)救助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了。拉贝十分清楚，日军对于安全区只有口头的承诺，他必须就有关何题与日军方面亲自接洽。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标志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去找进城日军交涉，拿着地图，向他们说明难民区的位置，特别请他们注意三处红十字医院。⑩

　　14日早晨，拉贝又和秘书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正式公函交给日本军官。不料在场的5名日本军官竟无一人接受。⑾第二天，拉贝和史波林、史密斯又赶到新街口交通银行大厦日本特务机关长所在地交涉。负贵人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拉贝提出，对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希望日方按公认的战争法对待战俘，以人道主义精神宽待这些过去的士兵⑿。原田少将表示，“至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⒀

　　但事实很快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步步升级。

　　拉贝和他的委员们只能疲于奔命，每天奔走于各出事地点，一处一处驱赶日本兵，阻止其暴行，并且每天都将日军暴行作详细记录，写成《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再抗议，要求制止暴行。同时，将报告分送美、英、德等使馆，请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日军暴行。经拉贝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竭力交涉，敌兵明目张胆的兽行，略见减少，但其灭绝人性的残暴程度，并未降低”。⒁

　　尽管如此，安全区内比之安全区外，暴行事件要少得多。

　　“难民区不过二方里，而居留的有25万人之多，其中10万以上的人差不多身无半文完全依靠救济度日。他们给难民提供粮食，维持秩序，也曾冒了不少次险，阻止了不少次的劫掠、屠杀与污辱女子事件。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火警，没有任何犯罪的案子，除了倭兵的捣乱，除了他们种种不法的行为。”⒂

　　拉贝在他租住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宅院里，也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由他负责供给衣食。日本兵曾多次偷偷爬墙而入，拉贝则利用纳粹党标记来对付这些强盗。12月23日这一天，他便驱赶了好几批日本兵。⒃这在贝德士等其他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留下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其中前南京市军政长官留下的粮食有相当部分被日军所扣。未及运入难民区的“米10933袋及面粉1万袋被日方没收”。⒄至1937年12月底，国际安全委员会手中的存粮已十分有限。难民家庭自带的米粮大多告罄，大批难民已经面临饿毙境地。

　　12月21日，拉贝率外侨22人向日使馆提出20万难民的食粮问题。经反复交涉，日军军需处石田少佐答应出卖米五千袋，面粉一万袋。1938年1月7日，国际安全委员会向石田少佐定购米三千袋，面粉五千袋，煤六百吨。可是，三天后，当安全区会计克鲁茨带着卡车前往取货时，石田少佐出尔反尔，称米、煤、面粉一概不能出让，要由汉奸组织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⒅

　　1月12日，日军操纵下的汉奸自治委员会又出花招，仅准安全区每隔三天装取一千袋米。“煤栈处存煤二千多吨或被日军悉数搬去，或被日军焚毁”。⒆

　　拉贝得知后大怒，说三十万人，一千袋米怎么够吃?问问日军，他们每天吃多少?

　　1月14日，拉贝致函日本大使馆福田参赞，斥责日军当局的不人道行为。同时提出“目前必须设法使平民每天购米一千袋，并迅速增加到一千六百袋。”此外，需解决大批面粉、燃料，以减少冬季难民的痛苦。⒇

　　拉贝又派员前往与石田少佐交涉，进一步提出，难民还应有补助食品，否则“如仅仅吃白米饭，数星期后，恐将疾病丛生。”(21)要求日军出让花生、豆、油、菜蔬之类，供给难民。遭日军拒绝后，拉贝设法与上海联系，募集捐款，购买该项食品六百吨。而日方有意刁难，不许国际安全委员会从上海装运食品。(22)

　　拉贝为此反复向日方交涉。又敦请英、美、德使馆出面，给日军施加压力。(23)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迫使日军同意难民区每天可购米1000袋。

　　拉贝又亲自拜访英、美使馆负责官员，希望能向中国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美国红十字会、英国市长基金会、中国银行家协会、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等从上海发来消息，共募得21.5万元。(24)拉贝终于募得了捐款，并购买到了急需的粮食和药品。日本占领军当局竟厚颜无耻地提出，要“没收各方捐助的款项物料，”(25)给日伪机关支配。拉贝予以坚决的拒绝，并通报美国大使馆，指责日军如采取这种行动，“将招致全世界舆论的责难。”(25)

　　在拉贝的努力下，一度停炊的粥厂又升起了炊烟，为衣食无着的难民提供了一份活命的食物。

　　根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调查，“难民收容所内，平均82%的人从施粥棚里取得粮食，安全区里有17%的人依靠施粥棚。”(27)“其中十万以上的人身无半文，完全依靠救济会度日。”(28)

　　在南京沦陷期间最初危急的两个多月内，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救济保护的难民共计达20多万人，受保护免遭屠杀的难民达十万多人。妇女受庇护免遭日寇蹂嗬的有数万人。(29)

　　抗日战争结束后，拉贝和在南京的27名西方人，都得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二)保护了安全区内的房屋财产

　　南京城沦陷，日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肆纵火。“除了难民区以外，城内四处起火。”(30)南京最热闹的街市全都成了断墙残垣。全城房屋总计89%都由于纵火、抢劫、掠夺各种原因被破坏了。

　　然而，唯一得以幸免火灾的地区，是面积占全城总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安全区内没有发生火灾，”(31)“而且与外面的破坏和暴力比较起来，安全区里的待遇要优厚得多。”(32)这完全是拉贝领导的安全区的一大功绩。

　　安全区位于南京城的西北角，是南京城内环境最幽雅的地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师大)、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医院等近代优秀建筑得以幸免大火；宁海路、颐和路一带几百幢私人小洋楼得以保留，也是因为在安全区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还被列为文物保护范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

　　拉贝的秘书史密斯于1938年6月完成了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城郊在日军暴行中受祸情况的调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仅安全区房屋的保护一项，就使南京人民财产避免了多么巨大的损失。

　　史密斯的调查认为“除了安全区为10%和门西区为78%外，城内各区房屋遭破坏都超过90%。城外地区，通济门达到99.7%，下关是98%，水西门算是侥幸，只有70%。”(33)

　　“在城外，62%的房屋被烧毁了。通济门则被烧的房屋达78%;安全区是0.6% 。”(34)

　　调查表明，“所有地区的房屋和房内财产损失总计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在这个巨大的损失中，其中67%(一亿六千五百万元)是由于纵火。”(35)如果没有拉贝的强烈抗议，通过国际舆论对日军施加的压力，由于纵火引起的财产损失数额恐怕将会更大。

　　“1937年12月20日，日军从事全城有计划的纵火大暴行，全城火光冲天。”(36)

　　1937年12月21日，拉贝率南京外侨22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刻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使残余的部分不再遭无情、有组织的焚毁。”(37)

　　1938年1月7日，拉贝又给日本大使馆福田参赞去函，措词尖锐地指出:“放火行为必须制止。目前被焚毁的不仅限于店铺，许多住宅同时遭殃。火焰弥天，物质资源日趋耗竭，经济生活更难维持。”

　　尽管拉贝并不能完全阻止日军的纵火暴行，但他的这些努力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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