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书中，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对日本的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人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象力过于贫乏。还有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与人的交流仅仅看作信息的交换来考虑。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之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曾经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日本国民自身的侮辱。深知伦理道德的尊严，却放弃了一切责任，将伦理道德视为护身符一样珍惜的国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迫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却能够获得满堂喝采。

　　本文节选自《铁与犁》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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