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

　　去年十二月的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五十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居民，均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拟草稿，以及一月三日所留纪录，于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SWAZEYHALL)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走到后面去。你们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已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很清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若干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有一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同我商议，可否借用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域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怖，我几乎相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那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个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记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事情的地位较高。其中一人对于已经进行的事情非常不满，他昨天曾到校里来，他的举止既粗鲁，又拙笨，因为这一个区域内的宪兵归他指挥，所以我们时常领教他的恶劣行动和鲁莽办法。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两三百个自告奋勇的难民，终于给卫兵分为两队，押解出去。其中一个在事后宣称，从开头就怀疑若干卫兵所表示的非常的礼貌。

　　“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受了五处刺刀的伤痕，到鼓楼医院求治。以前，他曾经明白说过两次，他是收容在图书馆内的难民。据他报告，他在街上为日军所捕，加入来自网球场的一队难民。晚上，在城西某处，一百三十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五百个俘虏，多数是给戮死了。苏醒后，日本兵都已走去，他在暗中爬行。他不熟悉城西的情形，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二十七日早晨，又送来一人，据他报告，昨天给日军拖去屠杀的二三百人，只有三四十人未遭毒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求我援救他，和正在听候登记的几个同伴。因为我的周围全是宪兵，不便表示，所以我对他说，这一天的登记限于妇女，目前不必多讲。后来，我曾去查询三次，但毫无下落。“二十七、二十八两天内，我听到并查究若干旁人的报告。据称，那两三百个难民中的一部分，被缚成几队，五个十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里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去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叫，但没有枪声。原来是六十人，剩下的二十人拼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另外一部分人则据说因五台山和尚的恳请而苟延残喘。这里必须明白指出，这些间接的报告，一部分是和尚供给的。李格斯在二十六日傍晚，听到同样的报告，照时间推测，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则不会如此迅速。这些报告重复混淆，似难完全相信，几次进行查询，也无甚结果，而许多事务和许多问题，又每天紧迫而来，使大家无暇兼顾。

　　“十二月三十一日，有两个人走到图书馆收容所，向一位可靠的助理员某君讲述这一件事情，并要求援助，某君告诉我的时候，表示可以唤他们来证实。其中一个坦白承认他是当兵的，这显示出他的诚实。据他们说，校内押解出去的两三百个人，给分成许多小队。他们一队先解到五台山，再解到汉西门外的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跌倒了，一个受伤，身上溅满了死者的鲜血。

　　“一月三日，图书馆收容所中五个相识的难民，终于逃出了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次劫难，走了回来，我和他们中间的两人接谈，一个是第一批押解出去的，他证实了上面所讲五台山附近日军使用火刑的事情。据他估计，被杀的约八十人，逃出的有四五十人，一个给刺刀戮伤的，也在图书馆收容所内，他可以报告同样的事实。

　　“还有一个人异常聪明。不论叙述经过或答复问话，都很清楚而不含混。他是第二批出去的，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的巨宅内，(据相当可靠的推测，这地方是上海路上两所大厦之一，南面离开美国学校很近。)他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拜，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他说南京有一个日本和尚，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怀疑地问他怎样知道那和尚是日本人。他说那和尚的鞋端另外劈开了一个大脚指的地位，旋悉他曾久居天津，故能有此认识。几天后，我亲自在上海路上看到这样的和尚。)他觉得凶多吉少，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划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

　　“他身旁三十多人(没有讲到其余的人)，用铁丝缚着手腕，两人一起，解往汉中门，渡过秦淮河，四五个人因有墙垣可以掩护，便在黑暗中挣扎脱逃，设法藏躲。月色微明，约在午后一时，他听到从北面送过来的凄惨的叫喊声。天明，他向北走了不多几步路，看见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的伤痕，恐怖万分。他终于安全经过汉中门，潜回难民区。

　　“对于这个人的叙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我还可以附加两点。第一，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曾要求我们到汉中门外去察看许多尸体。第二，据国际委员会的克鲁治君告诉我，他一早在汉中门外冒险行动时，曾目观那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则一无所见。现在城门是关闭了，不能出去。这一个人所以如此直率向我叙述一切，实在因为他就要去登记，他已预先感到登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困难。我记得是在一月七日，校内又举行公开的登记，日本宪兵又从他们面前的难民中间挑出了十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一个星期内，负责登记的日本军官，似乎获得上司的命令，每天这样才能消差，似乎觉得不足此数就不能使上司满意。当然，自动承认会服兵役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登记的手续已与最初大不相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密切注视登记的种种情形，在任何时间，只要为日本军官及其性情所许，总想援助受难者。我看见他被日军挑出后，曾替他间接设法，但无效果。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一个态度最好的军官恳商，表示我认识那一个人和最有释放希望的另外一人，是否可由我担保(不无勉强之处，请那位军官原谅)。第二个人是释放了，我真认识的人则不准释放，不知何故。再度努力，又碰了壁，我不得不适可而止，以免连累了他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死亡是最可能的结果呵。

　　“据图书馆收容所内两个难民的间接报告，在三义河附近沿秦淮河北岸，有几百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戮杀，只有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两星期内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不知有多多少少，本文所述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在作风上，这两星期内也有重要的转变，现在是把他们认为会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在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经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余许多次被屠杀的难民，远过此数。在目前的环境下，我有两种特殊关切的事情：第一是日军用完全不顾信义的手段，使难民葬送他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的财产、全体人员和难民。与这种滔天罪恶的各阶段，均有苦痛的密切关系。关于那一次屠杀，在方法上，地点上以及时间上，全部非常充足，其它几次同样有许多难民一去而不复返，但我们只有简单的报告。据各方面的情形推测，那一天从校内拖出去的难民，大多数是在一个晚上处死的，其中有若干人则并入由它处移来的待决的受难者。

　　“因为过去两星期内的种种暴行，我迄今还很难通过网球场。每天有几千难民送到校内，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对付在这一幕悲剧中占据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以笑脸相迎，谦谦有礼，接连要许多天，这简直是种苦刑。我们觉得我们已成为屠杀那二百多人的从犯，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要是那些家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话。

　　“那些日本军官和士兵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有几个比较我们所接触的暴徒要仁慈得多。谁无妻儿？他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爱着自己的妻儿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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