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贤二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贤二。

　　桑岛主计见土肥原贤二执意把溥仪带到了塘沽，桑岛又给外务大臣拍发了很长的电报，详细叙述了土肥原贤二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征燠成竹在胸，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本国政府外交部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贤二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贤二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在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放弃自己亲自辩护的权力。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

　　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出土肥原贤二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和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组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为了对付土肥原贤二，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搜集了一大批证据，几乎是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贤二发起强大攻势。但土肥原贤二的沉默让他们无计可施。

　　这一年的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严重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痛击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的口供书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是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的。

　　倪征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板垣征四郎。中国检察方面很紧张，板垣征四郎也很紧张。

　　高文彬回忆说：“倪老负责跟板垣征四郎的辩论，如果他失败了则代表我们中国检察组全部失败了，他甚至说：‘我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就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板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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