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

　　对史学界而言，“南京大屠杀”一词已成为专业术语而被广泛应用。那么，谁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呢？据考证，是美国《纽约时报》在1937年12月18日最先使用，而撰写这条新闻的记者名叫德丁，当时他留在南京。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大多数西方人士纷纷撤离南京。12月9日，日本当局向所有驻华大使馆发出要求，要求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1] 但是，20多名西方人士勇敢地留了下来，其中包括5名美国记者。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司迪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及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这些美国记者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要报道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情况。

　　德丁来自美国休士顿，时年29岁。他以帮助货船清洗甲板和胶轮，交换到中国的船票。到达上海后，先在英文《大陆报》任编辑，不久到《纽约时报》工作。1937年8月底，为了采访有关日军侵华战争的新闻，他买了一部轿车，开往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德丁在南京看到一幕幕日军的暴行。

　　对于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这些外国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但南京与外界的联络已经彻底中断，留在南京已无作用。12月14日，德丁驱车想去上海，但到句容时立即被日军挡了回来。[2] 日本人一方面竭力封锁消息，害怕消息外传，另一方面又不喜欢有外国记者留在南京。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和史密斯乘船离开南京，在前往江边的路上，经过挹江门时，记者们看到遇难者尸体高达数英尺，狗群已经啃食这些尸体。在江边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被俘军民进行集体屠杀，情形非常恐怖。在一个露天广场，有数以千计被绑的中国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押去枪决。[3]

　　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后，德丁立即去找无线电发报员，要求拍发新闻，但被拒绝了，理由是违反规定。而同时登上“瓦胡号”的司迪尔，却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在船上将采自南京的消息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由于时差的原因，该报在12月15日刊登了他的报道，司迪尔实际上成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司迪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拍发消息，两报也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了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了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司迪尔的报道。虽然两报用到了“大屠杀”和“屠杀”的词汇，且指出大屠杀发生地在南京，但毕竟未能完整的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杀”一词。

　　直到12月17日，“瓦胡号”到达上海后，德丁拍发出他的新闻稿。12月18日，《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4]《纽约时报》实际上成为“南京大屠杀”一词的最先使用者，而此时距南京沦陷、日军展开残酷的大屠杀仅6天时间(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的六周时间)。

　　德丁在12月18日的这篇报道中，大量的披露了他在南京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德丁记述道：“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由于恐惧慌忙逃跑的和一旦落后在大街小巷被巡逻队抓到的，不问是谁，都被杀害。”[5] 德丁不仅看到南京城内尸横马路和大街小巷的情景，而且还看到日军在国际安全区内的暴行。德丁继续写道：“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者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地一个不漏地搜查，凡是可疑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三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6]

　　面对日军的屠杀暴行,记者们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德丁经过南京俱乐部门前，看到那里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国兵躺在路边。他的下颚已经被枪弹打掉，他身体上的伤痕有的是被烧的，有的是被刀砍的，还在流血。他伸出手，期望德丁能把他带走。而德丁对此毫无办法，后来他回忆说：“我不知道能把他送到哪里，或者怎么办，我拿出五块钱放在他的手里，这当然对他毫无帮助，但我内心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他还没有死。”[7]

　　翌年的1月9日，《纽约时报》又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德丁12月22日发自上海的报道，题目是《南京日本侵略军处刑2万，日军集体大屠杀——包括普通市民在内死难者3万3千》。[8] 在此篇报道中，由于他已离开了南京和南京当时已与外界隔绝消息的缘故，德丁此时不可能了解到日军进一步在南京施暴的情况，他所估计的死难者数字明显偏少，但德丁进一步提出了“南京日本侵略军”、“日军集体大屠杀”和“包括普通市民在内死难者”这些定性和定论的词汇，仍成为今天后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门用词。

　　应当肯定，《纽约时报》及其记者德丁当年界定和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有着重要的价值。虽然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引用“南京大屠杀”一词作为篇章题目，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多次使用“南京大屠杀”作为判词，在界定被屠杀死难者的数量、屠杀的范围、涵盖的内容(前者仅指屠杀，后者包括烧、杀、淫、掠)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前者是在惨案刚开始发生的过程中，后者是在惨案发生数年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不能苛求德丁和《纽约时报》，相反更凸显出他们当年在报道用词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预见性，因为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指“数字”上的惨烈与震撼，更重要的是对日本法西斯军队泯灭人类良知和践踏文明，公然违反国际公理与准则，对俘虏和平民百姓，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戮害，是兽性扼杀人性、野蛮虐杀文明的暴行，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德丁和《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明白无误的指出日军对上述人群使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作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作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副会长 研究员

　　2005年7月28日

　　注释：

　　[1]、[3]、《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2]、(德)《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79页

　　[4]、[5]、[6]、《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7]、《日本侵略研究》，1992年第8期。

　　[8]、《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