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日本左右两派数次争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2日09:29

  经过数轮争论,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

  “我每次去日本查询史料,都会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王卫星自90年代加入“南京大屠杀”研究后,曾三次前往日本的图书馆、档案馆查询有关大屠杀的史料。“我和日本学者的合作很愉快,比如笠原十九司先生。”

  笠原先生在王卫星等中国学者眼里是一个左派。1984年,正是田中正明等右翼“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高峰,他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学者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定期召开研讨会,出版书籍,回击“虚构派”。

  笠原十九司等人曾多次受南京方面的邀请,涉过重洋与中国学者交流观点,并实地察看大屠杀遗址。他们相继出版了《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到南京大屠杀现场》、《走向南京的道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等书。这些著作将血雨腥风的历史悲剧再现在日本国民面前,形成了一个阵容颇大的大屠杀“肯定派”。

  以田中正明为核心的“虚构派”开始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他们有的是战争经历者,有的是纪实文学作家。“90年代末期之后,一批新的‘虚构派’登场了。”张连红说,新“虚构派”的身份多是大学教授。2000年10月,“虚构派”整合力量,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

  90年代后,“虚构派”和“肯定派”的争论暂告一段落,“虚构派”显得有些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日军至少在南京屠杀无辜民众20万人以上,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王卫星在多次与日本学者接触后发现,“右翼也有不同,分不承认大屠杀的极右和承认大屠杀但不承认规模的偏右。”他认为,后一类正是中国学界争取的对象。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庭在判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裁定文部省删改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事件”及“奸污妇女行为”等内容违法。

  法庭判决再次刺激了“虚构派”的神经。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也因此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因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下台的政客。

  “虚构派”经过休整后,再次卷土重来。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集会,主题是“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这次集会成为战后日本第三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高潮。

  “肯定派”的回击通过史料收集、事实研究进行。2002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南京事件与日本人》。“去年,笠原先生出版了《日本文学作品关于南京虐杀的记忆》,这些研究超脱了‘虚构派’的纠缠,从思想文明的视角打开了寻找中日共同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张连红说。

  近年来,以“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为核心的“肯定派”成员大多参加了“百人斩”诉讼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诉讼案,以法律手段回击“虚构派”的攻击。

  从民族情感到学术理性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给人日本全部右倾的错觉

  在南京多位学者的记忆中,发轫于1983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调查,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发动了所有市民参与。“很多大学的老师、学生都加入进来,甚至一些中学也被发动了起来,还有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做了大量工作。”张连红说,这次调查获得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幸存者的调查获得了大量证言,对大屠杀遗址的发掘也获得了直接证据。

  “这些研究使中国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张连红说,从90年代后,研究力量突然又削弱了,鲜有年轻人加入进来。

  张连红是1998年进入到南京师范大学,并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之前的研究与政治挂钩太紧,是为批驳日本右翼言论服务的,政治家也加入了进来,导致日本右翼更为猖獗,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满意。那时,我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在做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王卫星在与日本学者打交道过程中,曾听到过日本左派学者善意的批评。“中国媒体的报道,给民众一个日本整体右倾化的错觉。根据我在日本的接触,情况并不像我们有些媒体说的那样。”

  2006年4月,在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支持下,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张连红说。

  “为帮助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侵华史,日本政府每年都拨款给中国社科院中日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研究基金。”王卫星说,南京的学者在张宪文的带领下,就于2000年申请了这个基金,“但是,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也拨了款,江苏省委的一个领导曾经说,资助这样一个项目比资助一两本小说的意义大得多。”

  这个课题的研究,让南京和国内一大批学者加入进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开端。

  王卫星发现,他在看到更多的史料后,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不必在意日本右翼的言论,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研究我们的。”通过更为繁杂的历史史料、更多的日军暴行的证据,王卫星等人看到了更深的层面:“揭批、声讨日军暴行是低端的大屠杀研究,告诉给民众的也是一个不全面的历史。”

  1995年,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来到南京。张是西方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张纯如在南京期间,由王卫星协助查找资料,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教授为她做翻译。

  1997年,张纯如在美国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全面地向西方人介绍了“南京大屠杀”。该书很快上了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现在,‘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王卫星说。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就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王卫星说,“可是,‘南京大屠杀’,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中日双方何时达成共识

  中方研究者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几年前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对王卫星等中国学者说:“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你们用淳朴的情感教育年轻人,把日本作为反面材料,客观上起到了仇视日本的效果,这伤害了很多普通日本民众的情感,把他们推向了右翼的一方,成为对立面。”

  “日本驻沪领事馆有过一个调查,中国年轻人比父辈更仇视日本。”王卫星说,这是否将使中日更加互相误解?

  历史研究如何还原真相?“中日两国早晚要在‘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史达成共识,那么,首先就是学界的共识。”张宪文教授说。

  2006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那次会晤时达成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王卫星说,此后,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由10名学者参与,组成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专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2007年3月,这个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讨论“南京大屠杀”等问题。明年6月,中日共同历史将完成总结报告。

  “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已经部分同意我们的观点。在死难人数数字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觉得可以讨论。”张宪文说,中日主流学者之间,对“南京大屠杀”是有共识的。

  死难人数一直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中日双方争论最激烈。中国官方和学界认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30万以上。“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死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张连红说,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中国学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对死亡人数的认识出现变化。孙宅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在2006年12月举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笠原十九司是估计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最多的日本学者。他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20万人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人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同时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给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虚构和夸张的。

  “只要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事实,分歧可以再研究。”张宪文教授说。

  “强调性质比强调规模重要,我们被杀得越多越光荣吗?人数多只能加大我们的耻辱。”张连红说。

  历时7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整理,使得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正在放下沉重的民族情感,而成为理性的历史研究者。“只有理性,才能和日方交锋。”步平说,“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要拿出符合历史的东西来。”

  “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可是,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

  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南京大屠杀保持了集体“缄默”。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研究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学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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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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