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必强

　　侵华日军在南京沦陷后,野蛮凶残地屠杀了30万以上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世界震惊。大屠杀事件发生之时,国民政府的态度和措施怎样?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日军大屠杀暴行期间,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请求国际组织和友好人士的声援,以阻止日军的暴行,并组织了一次赴日揭露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秘密行动。早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就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研究资料之一:董显光致蒋介石的密呈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系统地公布并编辑了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几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工作的深入,又陆续公布了一些南京大屠杀档案,并将公布档案的视野扩展到一些相关领域,一些零散档案亦视其价值及时公布。《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因此而被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全宗中发现,由于其涉及当时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虽资料不全,但因有史料价值而予公布。〔1〕为了说明国民政府组织的此次秘密赴日行动,且因密呈不长,兹录于此。

　　董显光致蒋介石签呈

　　(侍从秘书号:机密乙第5308号)

　　谨密呈者:职部国际宣传处前因在敌国境内推进宣传工作,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兹四人中已有三人返华,报告工作成绩,尚有相当收获。据报告称,彼等赴日,将职部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分别递送,流传颇广。此中并有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甚多,颇引起相当波动。三人之一,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领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发现彼等宣传之迹象。彼等复携有第三国人及日人自己所摄战区中暴行照片多套,秘密分赠东京各国使领馆人员。随呈附上此种照片一套,此为日军人在战区所摄,送至上海洗印,由职部转辗觅得者。日人自摄暴行,测其用意,迨欲表示其威武欤?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搜集战地第三国人所记录之日方暴行数十篇,约十余万言,刊印专书,将于本月中旬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此项照片已尽量刊载此书中。各该外人留日之时复广作耳语宣传,即向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各国驻日通讯记者、日本工商界领袖、日本基督徒及日本政党要员、机关公务员等作个别之谈话,告以日军人对华作战之不智,若何毁灭其自己之战斗力量,他日必为苏俄所乘,复告以中国民众抗战之情绪如何昂扬,抱如何抗战到底之决心,全世界抵制日货运动之普遍,表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战之如何不满。三外人返华后,报告日本内幕真相甚详,兹撮其纲要,敬祈鉴核。此上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

　　职　董显光(印)谨呈

　　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在析读这份密呈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国际宣传处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董显光其人其事如何?国际宣传处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2〕它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人员成份、组织编制都很独特。国际宣传处是国民党政府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它的前身,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9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内增设的第五部,设在上海。不久该部撤销,其工作由军委会宣传部内增设的国际宣传处接管。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至1947年改隶行政院新闻局。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之前,国际宣传处西迁武汉。之后,因中国政府抗战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其内部机构得到迅速的扩充和调整,建立了以武汉为总部,以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七个支部为附属机构的严密的组织系统。武汉总部内设有四科一会一室,即(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总务科、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和一个新闻摄影室。附属的支部(办事处)完全听从总部指挥,一切宣传材料都由总部供给。各支部(办事处)负责人都是经总部严格考核筛选的,早期的负责人因秘密工作需要而遴选可靠外籍人士担任。此外,该处在国外还有一支“别动队”,其人员在国外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演说、游说、募捐以及搜集情报等,直接受命于国际宣传处而不与该处的驻外机构发生联系。此次秘密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就属于此种性质。该处曾创办多种中外文刊物如:《战时中国》(ChinaatWar)、《中国通讯》(ChinaCommunication)、《现代中国》(ContemporaryChina)等,并出版宣传中国抗日的书籍,向海内外新闻广播等。其职能概括就是文字宣传、活动宣传、广播宣传、对敌宣传和艺术宣传五大任务,还负责检查外文新闻电讯。该处虽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其经费由军委会拨出,实行军事化管理,人员授予军衔,享受军人待遇,足见其特殊地位。

　　长期主持国际宣传处的董显光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归国后经孙中山先生介绍担任上海英文《中国共和日报》(ChinaRepublican)副主笔。1934年,董显光经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客,抗战初期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整个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工作,当时正兼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在他的主持下,国际宣传处制订出“不露痕迹”的方式“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的工作方针,〔3〕在迅速扩充国际宣传组织机构和业务职能的同时,努力联络和争取国际友人,特别是外国记者。一些记者还接受董显光的聘请,或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或分赴欧美筹设办事处,在各国发起制日援华运动。在董显光主持之下,国际宣传处在反击日本对华歪曲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持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即是董显光领导下的国际宣传处推行抗日宣传工作的报告。这份密呈向蒋介石报告了该处组织人员于1938年3月秘密赴日本东京,在各国驻日本使领馆及日本友好人士中“数次演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暴行的纪录影片,散发秘密携带的英日文宣传品,并将日军自己所摄屠杀照片及外国人士所摄日军暴行照片洗印多套,秘密分赠各国驻日本使领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争取国际舆论及日本国内舆论关注南京,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及战争暴行,宣传中国民众抗战到底之决心。但十分遗憾,由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接收国民党政府档案时就不完整,当时密呈的附件赴日宣传工作报告没有被发现,也没有发现日军暴行照片及影片等资料,只能暂付厥如了。我们只能推测在台湾的蒋介石大溪档案中可能存有《董显光密呈》及其工作报告等内容,笔者曾委托有关学者赴台湾作学术交流之便前往查找,因需费时费力甚多,粗略的翻看并向台湾藏档机构咨询也暂未寻得结果。

　　研究资料之二:密呈附件《赴日英文报告》

　　《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公布以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一份无法确定性质的《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因而受到重视,虽然不是同一案卷,但两项内容一对照,竟相谋相合,将密呈内容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来了,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比较完整地研读资料,分析出此次赴日秘密任务的大致轮廓。

　　首先,我们了解到受派遣的4名赴日秘密宣传日军暴行的是外国人而非中国人。除了我们根据上面所提的档案中可反映出国际宣传处因工作方法与方式的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外,密呈附件的赴日英文报告中原文“ThreeoutoffourforeignerswhowenttoJapanonourbehalftoconductpropagandaa mongtheenemiesintheirowncountryhavereturnedtoChina.”,我们可判断参与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4位外国人其中3位为日本人,并且根据文中其活动的范围,特别提到基督徒,所以可以认定这三位日本人也是基督徒。这里,我们还可以另外用一些相关材料予以佐证,当时在南京帮助中国难民,救助我同胞的就有与西方人士关系密切的日本基督徒,如日本浸信会的S.安村,〔4〕一直参加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直至1939年2月离开南京。从另一方面讲,参加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西方人士中,也以基督徒为多,资料、照片、影片等也均是基督徒所写、所摄、所收集,由他们交给日本基督徒也顺理成章,且只有日本基督徒是当时情况下最合适、最安全的人选。由于当时仍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从安全因素上考虑,就是西方人士写的有关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也要隐去姓名,或者模糊处理为某位西方记者、某教授等等。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我们认为他们不可能留有姓名而冒暴露身份的危险,这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要返回中国,还要继续在中国的日占区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这里只可以推测这3位日本人,是与S·安村先生相熟或相似的日本友人。推论只能到此为止,他们虽然无名无姓,也不知是男是女,但他们英勇、正义、友善,作为日本人,这些无名英雄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钦佩。

　　另一位外国友人是谁,不禁又引人追究下去。这里我们可能已从费奇日记中找到了答案。〔5〕费奇(A.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儿子,后在美国完成大学教育。南京沦陷前后在基督教南京青年会工作,受命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将约翰·马吉(J.Magee)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洗,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教堂中放映。

　　“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MurialLester)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她提出要到日本并在那里放映给一些挑选出的人组织观看,如果我们愿意给她提供一个拷贝。我对她的计划并无太多的信心,但还是给她我当时手头的一份拷贝。几个星期之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

　　这位令人尊敬的莱斯特小姐信奉基督教且富有正义感,秘密带上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暴行拷贝,赴东京放映给日本人看,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义举。

　　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三位日本友人是一致的,同为3月;从信仰上说,他们同为对中国人民同情,对日军暴行憎恶的基督徒;从日本友人报告的内容上分析,应为同一行动。一是因为这套影片拷贝数量仅为四套,都有下落与去向,这次行动不可能还有什么另外之影片;二是因为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方式“不露痕迹”,“利用外国人推进宣传”,所以,虽然莱斯特小姐在日本放映日本暴行影片似乎是自发行为,但综合分析当为这次赴日秘密行动之扩充国际宣传组织机构和业务职能的同时,努力联络和争取国际友人,特别是外国记者。一些记者还接受董显光的聘请,或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或分赴欧美筹设办事处,在各国发起制日援华运动。在董显光主持之下,国际宣传处在反击日本对华歪曲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持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即是董显光领导下的国组成部分。费奇作为局外之人,当然不可能知道莱斯特行动的目的、方式及真正的性质,但其所述之莱斯特赴东京放映约翰·马吉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拷贝之事实,可为我们寻找4位国际友人中的另一位提供证据。

　　其次,这次秘密行动的任务,“他们每人均成功地向日本秘密携去大量在华外籍人士所记各类有关日军暴行的英日文宣传品。其中一人携有在南京拍摄到的记录日军暴行的400英尺电影胶片,并曾放映给驻东京之各国使馆人员和某些开明的日本人士观看。直到4月中旬,他们的行为尚未被日本当局发觉。这些宣传品中有反映日军在华暴行的照片,也一并向驻东京之各国使馆人员展示。”〔6〕

　　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进行反对日本侵华,争取各界同情中国抗战的工作,如向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传达中国政府请求声援的要求;向各国驻日记者发放宣传品以求舆论的谴责;向日本工商界领袖、基督徒及政党、社团领袖晓以利害,告知中国民众之抗战情绪如何激昂,抗战决心死战到底,说明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明智、非正义的,以求日本民众心态上之反战情绪。〔7〕

　　除了上述宣传反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残暴罪行的任务外,他们还负有收集日本方面情报的任务。因为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西迁,当时在重庆、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较少,外国使领馆及人员也忙于迁徙,消息闭塞,情报不通,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况几乎是空白。这份报告中,涉及了日本神户军人哗变的情况,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态度、日本政府紧急征兵、军训的情报,日本政府控制报纸等传媒、歪曲对华侵略的实际情形,日本国内厌战及经济困难的评价,日本政府的对外关系包括日苏矛盾、轴心国关系等现状,中日两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战略评估,这类情报都是蒋介石等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迫切想了解的。主持此次赴日行动的董显光十分重视他们收集情报的价值,认为此行“工作成绩,尚有相当收获”,“报告日本内幕真相甚详。”〔8〕直接将这份报告转呈蒋介石。

　　再次,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确定这次赴日秘密揭露日军暴行行动所携物品的内容,借此可研究这次任务的目的、性质及活动内容,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政府成功地组织这次秘密行动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1)“大量的在华外籍人士所记各类有关日军暴行的英日文宣传品”。综合有关资料分析,应包括田伯烈(HaroldJ.Timperley)、贝德士(MinerS.Bates)、马吉(J.Magee)、费奇(GeorgeA.Fitch)等英美人士所写通讯、信函、日记等记载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资料,其中有大量内容后来被田伯烈所编著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TheJapaneseTerrorinChina)所收集。因为有资料显示,田伯烈编著此书,得到了贝德士等外籍人士支持,并参与了此项出版工作。〔9〕因为国际宣传处是借中立的第三国人士之口,揭露日军暴行,以增强其说服力。这里可以看出国际宣传处“不露痕迹”工作方式之一斑。

　　(2)日军侵华暴行照片,这些照片是由日军自己拍摄,在上海冲印出来的。当然,日军拍摄这些照片,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记载罪证,而是炫耀其战功。国际宣传处在上海的工作真是卓有成效,“由职部辗转觅得”(见《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所引董显光语),据有关证据事实,当时日军将反映自卫战功或战果之“罪行”,拍摄后即送中国照相馆冲洗,然后寄回日本国内。中国方面即有将此类照片收集而为日军“罪证”之事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之当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之吴旋、罗瑾提供的著名的“16张照片”就是如此。不能不佩服国际宣传处竟然收集到这些日军照片。这些照片是加害者自己所摄,其宣传的震摄力自然要强,其可信度则要更高。“其中部分照片”大约30多张内容我们可在田伯烈所编书中见到,均是日军攻占南京、上海,毁房、杀人、劫财,涂炭中国人民的罪证。用国际宣传处的报告的话说,“日人自摄暴行”,“令人不可思议”,实是一种最有力的罪行揭露。

　　(3)日军暴行的纪录影片。这个电影拷贝是由美国圣公会约翰·马吉所摄,约8卷,是16毫米的电影胶片,大部分是在南京安全区及鼓楼医院所摄,由费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于1938年1月23日早上日本军用列车送达上海。因费奇为美国人,所幸未被日军搜查。到上海后费奇旋即送到上海美国际宣传处推行抗日宣传工作的报告。这份密呈向蒋介石报告了该处组织人员于1938年3月秘密赴日本东京,在各国驻日本使领馆及日本友好人士中“数次演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暴行的纪录影片,散发秘密携带的英日文宣传品,并将日军自己所摄屠杀照片及外国人士所摄日军暴行照片洗印多套,秘密分赠各国驻日本使领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柯达公司冲印,共复制了四套。〔10〕其长度报告中说有“400英尺”,〔11〕两相映证,我们对这部揭露日军暴行的拷贝大致已经了解,其携带者应是勇敢的在南京的英国调解委员会的莱斯特小姐。我们值得庆幸的事还有后话,随着南京大屠杀史料挖掘工作的深入,马吉儿子戴维先生找到了这部原始影片,已被编入纪录影片《马吉的遗言》,现在已有多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片采用了马吉先生的电影原始资料,使我们得见这部真实记录日军暴行的罪证资料。现在我们可以想像,这部由西方第三国人士所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掠的影片,它用一种真实的记录,留给我们多么深刻的震憾!对受害者如此,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国家与日本国民,当时会产生如何之影响应可想而知。

　　研究之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特殊机构”国际宣传处,组织了1938年初春秘密前往日本东京宣传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长董显光主持其事,他们由上海出发秘密赴日本。担任这项任务的共有4人,分别是3名在华基督教会任职的日籍人士与在华的英国调解委员会的莱斯特小姐。按照国际宣传处之策划,3名日籍人士负责分别携带大量英美外籍人士所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信函、日记及日军自摄的在华暴行照片,而莱斯特小姐则向费奇借得由马吉所摄日军在南京烧杀奸劫等残暴罪行的拷贝(当时仅有的四套之一),分别在东京的使领馆、外国记者、日本政党、社团、工商、宗教各界人士中作宣传,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同时收集日方情报。这次秘密宣传行动,是一次正义、成功的对敌工作,也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对国首都宣传的范例。有相关资料证明,这次秘密行动得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指示,蒋介石通过宋美龄知道了这次赴日行动的筹划及行动经过,并对东京秘密行动的成功给予高度嘉奖。〔12〕中国政府组织此次秘密宣传行动的目的,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表明了自己不屈服暴行,抗日到底的决心;中国政府通过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是希望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不仅仅说明了中国政府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还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无耻谎言的有力驳斥。中国政府当时对南京大屠杀所持的严正立场,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现在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强烈谴责和抗议立场是一贯的,派赴人员去日本东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能仅仅看作是一次在敌对国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动,是应视为受害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一次近距离的最直接的抗议和呼吁,我们认为,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注: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民国档案》,2000年第四期,原件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

　　〔2〕沈剑虹:《国际宣传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二期,第76页,1983年。

　　〔3〕董显光:《1938年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

　　〔4〕《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人员名单》,参见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附录,第50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10〕费奇(GeorgeA.Fitch):《在华八十年》(MyEightyYearsinChina),台北美亚出版社1967年出版;原件存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RG11,B9,F202。

　　〔6〕〔7〕〔11〕《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系《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之附件,报告原件为英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

　　〔9〕参阅贝德士文献,原件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并见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第25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参见董显光《1938年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并可另见《曾虚白自传》第200—20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