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谁是最大谎言的制造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00:10

  朱成山

  据报载,今年1月23日,日本右翼组织继去年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上演美化侵略的影片《自尊》后,又将在那里制造新的丑剧——举办所谓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企图彻底否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历史,并且倒打一耙,污蔑受害的中国人民制造了人类20世纪最大的谎言,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在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再一次向13亿中国人民发难和新的挑衅。是可忍,熟不可忍!

  究竟谁是最大谎言的制造者呢?只要翻看日本右翼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历史作出信口雌黄的种种谬论,便不难找出答案。

  最早跳出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学者首推铃木明。1972年,此人采取所谓的“采访”方法,专门寻找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旧军人作伪证,加上不顾事实的任意炮制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日本右派大肆吹捧是“令人钦佩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勇气”,并赐以“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不久,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书名,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被右派奉为圭臬,长期以来作为“虚构论”者的根据,甚至作为教科书审定时辩护的依据。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又冒出了南京大屠杀虚构派和过小损失派的一批右翼学者。虚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叫田中正明,1984年6月,此人抛出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宣称:“东京宣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审判,”中国方面的证词,是“‘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大的伪证”等。曾参与侵华战争,并作为南京大屠杀主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松井石根的得意门生,田中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奉献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公开为其主子翻案招魂,其包藏祸心,可见一斑。 过小损失派观点以原拓植大学教授秦郁彦、评论家板仓由明等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认为攻进南京的日军,确实屠杀过南京市民,另一方面又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提出了“总数也只有3.8万至4.2万人”。他们通过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办法,使人们以为“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更巧妙的否定论。

  九十年代中期,日本又新出现一批“自由主义历史观”的右翼学者。1995年7月,以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组成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提出要自由地编纂历史。1996年12月,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头子成立了“编写新教科书之会”,他们要重新编写日本的教科书。值得指出的是,藤冈之流标谤“自由主义史观”,其内容都是极力重复铃木明、田中正明、板仓由明等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陈词滥调。不管其论调如何破绽百出、不值一驳,但他们信奉“谎言说上百遍也能成为真理”,照旧反复高唱,其目的不外乎给人留下南京大屠杀是有争议的,“不能说是事实”的印象。

  尊重历史事实,是一个正直的人极普通的道德规范,也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治学准则。但是,日本右翼学者们却不择手段地颠倒黑白,极尽造谣之能事,成为一批制造和贩卖历史谎言的“政治流氓”。

  日本右翼势力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和对历史不明真相的人,不惜肆意篡改历史,混淆视听,其种种卑鄙的手法令人瞠目结舌。

  谎言制造者歪曲历史的卑劣手法主要有那些呢?

  一是蓄意修改,自由杜撰。原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编辑出版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时,把原文中有南京败兵“数万”改成“数千”,对“中岛今朝吾师团长来访……商谈掠夺而若无其事……”几句,将掠夺等内容删掉,还加进原文中没有的会见外国记者团的事等等,恣意篡改的地方竟达900处之多。

  二是瞒天过海,愚弄无知。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之一的犬饲总一郎说,汉语中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意思,包括战死者和战伤者。如此说来,中国所说“30万以上”的数字,不全是遇难者。藤冈之流立即对此语捧为圣明,多处加以引用,说明了犬饲和藤冈肆意曲解汉语来蒙骗日本人罢了。

  三是刻意取舍,为其所用。他们只承认和使用加害者的资料,对于受害者的资料则一概斥之为中国政府的宣传,不屑一顾。即使同是加害者的资料,也只采用有利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对于反映事实真相的,则一概斥之为“鼓吹赎罪意识”、“讨好中国人的谎言”。对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德等第三国人士提供的《日记》、胶片和照片等第一手资料,凡是反映事实真相的,统统斥之为“共同的反日宣传”,“大部是传闻、因而不足为信”。

  四是偷换概念,制造假象。如田中正明把难民区的人口故意说成是南京市的总人口,说什么“南京只有20万的人口,怎么可能有30万人被屠杀呢?”以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事实上,日军占领南京时,有57万南京市民仍滞留在南京,加上守城的中国军人和从上海方向逃难至南京的苏南难民,约有70万人在南京,其中有20多万挤进了难民区。

  五是反咬一口,贼喊捉贼。他们大肆诬蔑中国“违反国际法”而“使用便衣队”, “日本人不同于中国人、他们丝毫不以奸淫为乐趣”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

  六是抓住一点,否定全部。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之流,企图把日军的暴行转嫁到给中国方面,说什么“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所为”。的确,中国军队在撤退时曾出现过小范围的相互枪战的混乱情况,但是,闭口不谈日本军队干出的不计其数的烧、杀、淫、掠暴行,而去争论中国军队的这类行动,这是他们惯用的抓住一点、否定全部的卑劣伎俩,我们断然不能允许。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蓄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其丑恶行径有增无减。如果说,过去他们是从一个案件——“东史郎诉讼案”、一部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一册书——《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等某一个侧面进行较量的话,此次则一跃变为彻底更改、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选择在人类2000年伊始之时,选择在大阪展示反战与和平之地。人们不禁要问,他们要干什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发展中日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也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中确立的原则立场,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立场的事都是对中日友好大局的干扰和破坏。中日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士看到,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国利益。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不甘失败,他们要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制造噪音。尤其是随着80年代教科书问题的论战,亚洲各国对要求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暴行谢罪与赔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迫于压力,一些日本政府首脑也逐步开始承认“侵略战争”和“错误战争”,日本国民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和承担战争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右翼势力充满焦虑,他们要寻找突破口,向坚持公理、正义的和平友好力量反攻。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暴行中最集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是国际公认的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的案之一,所以他们要从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入手,进而达到彻底否定整个日军侵华暴行史的目的,为复辟日本军国主义制造舆论。

  为这要急于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公开鼓吹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被国际法庭判为绞刑的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竟被标榜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并顶礼膜拜,企图推翻历史的定论,为当年的法西斯战犯鸣冤叫屈,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他们大肆宣扬“过去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加害不是事实”等这样一些历史假象来愚弄他人;他们无端指责约翰·马吉、贝德士等一些当年留在南京的第三国人士的证言、证物为“反日宣传”,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为“假证人”等等,简直是十足的奇谈怪论。

  日本右翼势力扬言:“要用一年的时间,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用三年的时间,彻底否定日军侵华史”,并且绞尽脑汁地篡改历史真相,紧锣密鼓地疯狂挑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只能是痴心妄想,一枕黄粱。

  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抹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遗骨的发掘,并经法学、医学、考古等多方面鉴定而确认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累累白骨可以作证;现仍健在的当年亲身受害、亲眼所见日军暴行的10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可以作证;拉贝、马吉、威尔逊等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德、美、英等外籍人士的日记、照片和录相胶片可以作证;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档案资料可以作证;东史郎、曾根一夫等一批曾参与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活着的原日军官兵可以作证;现仍保存完好的当年的“埋尸记录”、日军战犯关于南京毁尸灭迹的供词,以及日军烧尸用的汽油桶等一批文物可以作证。大量的人证物证,极其丰富的史料,铁一般的历史真相摆在面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掉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早有定论,要翻案意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以“一般之计划或阴谋罪、违反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项罪名,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专案、要案审理。从1946年6月26日开始,到1947年7月26日,该法庭一年时间内曾经调查了12个中外证人,他们是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麦可赖姆(美国传教士)、贝德士(前南京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罗伯特·威尔逊(前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费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舍监水夫人、梁廷芳(前中国上尉军医)、孙君(南京市民、长江边集体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前南京交通警察、汉西门集体屠杀幸存者)、尚德义(南京市民、下关中山码头集体屠杀幸存者)、陈福宝(南京市民、南京城外某广场集体屠杀幸存者)、许传音(前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这些中外历史证人,全都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有些还是死里逃走的幸存者受害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他们进行调查,并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进行法庭鞠讯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4日作出了“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区时,完全没有遭遇抵抗。日本兵云集在市区且犯下了种种暴行。”“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污辱这个城市。”该判决书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屠杀数量的认定是,“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郊区、郊县)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指20万人以上)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约15万人)。”该判决书对强奸事件认定是,“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该判决书对日军在南京焚烧破坏认定为,“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的就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持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战后,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专案调查和审理,其中,集体屠杀为28案,零散屠杀共有858案,并于1947年3月10日,“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以下认定,“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陷城之初,沿中华门到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日军更贪婪成性,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取。”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和认定是十分明确的,无论按国际公法,还是按国际私法也是有效的。同时,日本政府也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宣布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同盟国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结果,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曾经接受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判决结果。但是,日本历届政府尽可能地对国民掩盖二战中加害的历史,加之日本右翼势力竭力地造谣与篡改,妄图翻历史的案,使军国主义亡灵复活起来,其目的就是要谋求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为实现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涂脂抹粉,梦想做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

  有良知的日本友人维护史实不准翻案。应该承认,在今天的日本,有良知的日本人是大有人在的,他们以各种方式反省历史,反对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井上清、洞富雄、藤原彰、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一批日本的历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并于八十年代初在东京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会”,以集体的力量与右翼学者相抗衡。日本日中友好协会连续14个春天,都要组织日本国民来南京植树,并称这种活动为“绿色の赎罪”。同样,日本“铭心会”连续14年的8月15日,都要组团来南京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活动,并将日本加害的史实铭记在心。参与“南京事件”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公开了战时日记,并与右翼势力进行了为期7年多的法庭较量。正是由于日本国内有一批正视历史的正义人士的不懈斗争,右翼势力否认历史事实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不会忘记。虽然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62周年,但是,受害的南京人民不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百年来,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遭受的伤害也最为严重,特别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使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我们希望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起,共同创造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篡改血的历史,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无边落叶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流!今日的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昔日的世界。日本右翼势力如果仍坚持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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