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副研究员

　　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与进化，早已进入文明社会。人们奉行着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即使在战争条件下也不许例外。但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由于日本当局和军官们的纵容，在疯狂地进行大屠杀、无情地剥夺中国人生命权的同时，还大肆地奸淫妇女，强暴地剥夺中国妇女的人身权和名誉权，其狂虐残暴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给受害者及其亲属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与耻辱，不仅暴露了日军凶残、野蛮和暴虐的侵略本性，而且也是对人类文明社会的集体犯罪，是野蛮扼杀文明、兽性虐杀人性的突出案例，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一场大奸杀

　　根据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以及历史学界多年的研究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包括“屠杀、奸淫、焚烧、掠夺”四个方面的暴行。因此，大奸淫既属于大屠杀暴行的一部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大屠杀，因为它除了剥夺妇女的生命权外，还对其进行人身污辱，是对文明社会中人权的大毁坏。本文之所以称南京大奸杀，是因为：

　　(一)、遭奸淫的妇女规模之大，受害者人数之众。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日军在攻占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1]而中国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出“整个屠杀期间，共有8万名妇女遭受到强奸。”[2]即使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在一个月内一座城市便发生了那么多起的强奸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许多受害妇女惨遭先奸后杀的蹂躏。参与这场屠杀事件的加害者冈本健三说：“强奸妇女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更糟得狠。……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应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把她们打死……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3]幸存的见证者蒋公谷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从8岁到70岁，从学生到尼姑，无一例外地实施强奸，然后杀掉。在这种野蛮的氛围中，日军的士兵发生了普遍地性变态，有些官兵甚至终日不扣军裤上的钮扣，将生殖器暴露在外，奸杀一个后又去追逐另一个。”[4]

　　(三)、日军在南京奸淫的暴行竭尽野蛮和暴虐。

　　1、不分昼夜地奸淫妇女。据上海《大公报》的报道，在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的日子里，几乎“每日24小时，无一小时无妇女被日军拖出。”[5]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大部分的强奸案都发生在大白天。”金陵大学神学院美国牧师麦卡伦在1937年12月19日日记中这样记述：“一周过去了，这里(南京)成了世上的地狱。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1000起，连白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6]索奈教授于1938年1月16日在给毕范宇博士的信中写道：“南京几乎成为活地狱，没有地方，没有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公开的并在众目之下强奸上千的妇女和女孩……每天白天晚上发生无数的强奸案。”[7]

　　2、不分地点地奸淫妇女。老百姓的住宅、大学校舍、医院、宗教场所、外侨住宅、露天广场及野外空地等，均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地方。下面举几则实例：

　　⑴、在医院强奸。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报告：12月18日晚9时15分，他提灯走进护士寝室内时，发现“他(一个日本士兵)正同6名护士在一起，且部分裸体。楼内所有护士吓得魂不附体，样子无法形容。”[8]

　　⑵、在宗教场所强奸。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8日致日本大使馆函称：“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贵国士兵竟在大庭广众之中，于金陵神学院内一间大屋中央，对7名妇女进行强奸！”[9]贝德士也讲“在神学院内，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位妇女”。[10]

　　⑶、在大学校园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监夫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称：“荒淫之日军曾屡次冲入金女大校舍，将彼等认为最满意之女劫去。某夜有女生11人为日军强行带走，其中9人遭日军蹂躏后释回，尚有2人，至今音迅毫无。”[11]

　　⑷、在外侨住宅强奸。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兵闯入汉口路5号美籍邓尼尔医生的住宅，……他们奔到楼上的房间内，把两个女人拖到楼下，加以奸污，先后共达3个小时之久。”[12]

　　⑸、在广场等地强奸。1938年“1月30日，姚彩凤小姐年16岁，随母亲去鼓楼医院探视友人，行至鼓楼时，被两个日本兵把她拖到广场强奸。”[13]“1月31日，17岁的赖洪氏，被一日兵拖至池塘旁桑树地内强奸了。”[14]

　　⑹、在日本驻华使馆附近强奸。据贝德士1937年12月31日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函称：在“头条巷靠近贵大使馆大厅，今日下午有2兵蹂躏1妇人”。[15]

　　3、不分对象地奸淫妇女。日军强奸妇女，不问职业、不分对象，即使老妇、幼女、孕妇、尼姑等，均不放过，“12月20日，在难民区西桥41号，一位12岁名叫李妮的哑女，被日军3人轮奸，惨不忍睹。”[16]“1938年2月5日，3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家中，一个把守大门，两个轮流奸污了一位已经60多岁的老妇，其孙子哭泣不已，被刺两刀。”[17]“一孕妇因将分娩，留居家中，被日军数名将其按倒轮奸，后又用刀将其腹部剖开，取出婴儿玩耍。”[18]“一位名叫松泉的女尼姑，于五福里24号尼姑庵内，被中岛部队的士兵轮奸至死。”[19]

　　4、不择手段地奸淫妇女。住中华门堆草巷丁小姑娘，遭13名日军轮奸，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遂被日军用刀刺小腹致死。家住娄子巷50号的市民程国栋，曾具文陈述其母遭日军轮奸并惨死的情景：“日军进城时，惨无人道地将民母先轮奸，继而用棍由下部捅腹部，致母死亡。”[20]日军进城第4天，在水西门刘姓市民家中，见一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执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又强令其父脱去衣服，强奸其女，父不允，日军用刺刀猛刺，父女同时毙命。”[21]“某日，一被奸淫之女陈尸僵卧空地中，日兵强迫一市民与之行奸，该市民不从，遂死于非命，而该女尸亦被遭刺数刀。”[22]

　　二、南京大奸杀的调查与结论

　　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性暴力的调查，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从史料上对日军性暴力的记载看，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始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1937年12月13日—1938年2月26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出于人道主义曾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暴行，逐条记录核实，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这集中反映在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中，该书记载的日军暴行报告案例共有444件，其中强奸妇女的案件有176件，占40%。由此可见，日军奸淫暴行之严重、惨烈，受害人数之广泛，但是，这些记录的日军奸淫暴行，仅仅限于安全区内，安全区外“其它各处的暴行，在这个时期，就非外侨的目光所能触及的。”因此，安全区外的广大城乡内外究竟有多少妇女被强奸，他们无法统计。

　　第二次调查，是为审判日本战犯所作的法庭调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战犯进行审判时，为掌握确凿的证据，“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南京军事法庭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曾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全市张贴布告，号召南京人民起来揭发日军暴行，调查中对日军奸淫妇女的事件数以万计。例如，控诉呈文第1123号指出：“1937年12月16日夜及17日，南京最少有1000多名妇女被日军强行奸污。其中一妇女遭日军轮奸达37次之多。”控诉呈文第2331号指出：“1937年12月30日，日军在青云巷6号抓走青年妇女6人，将她们带至城西某日军医院。妇女们白天洗衣服，晚上通宵轮奸，年龄较大的被轮奸10—20次，较年轻的且又长得好看一些的被轮奸40次之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强奸事件很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污了……在占领南京最初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23]

　　2、现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的同时，也涉及妇女受伤害的调查。

　　⑴、对1984—1985年幸存者普查的资料分析

　　妇女受性暴力的调查，是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同步进行的，始于1984—1985年筹建纪念馆过程中，这次调查历时6个月，共查出幸存者1756人，其中受性暴力伤害者545人，占31%。在545人中，有10人是本人受害至今还活着的妇女。附表如下：

　　1984年幸存者普查中对性暴力伤害的调查统计表：

　　单位名称证人数受性暴力人数

　　玄武区 45 71

　　鼓楼区 26 50

　　白下区 30 34

　　建邺区 63 223

　　秦淮区 15 27

　　下关区 1 2

　　雨花区 57 87

　　浦口区 15 16

　　栖霞区 16 26

　　其它 4 9

　　共计 272 545

　　这次普查虽查出妇女受害545人，但是，当时普查的着重点是对大屠杀幸存者受害事实记录，而对性暴力的受害者，因顾及本人的自尊心和家庭、社会舆论等种种因素，故对受性暴力伤害的妇女，未进行个案的深入采访。因此，这些受害妇女都未做详细的人证记录，至今深感遗憾。

　　⑵、对1997年学生普查幸存者资料的筛选

　　1997年8月，纪念馆与市教委合作，发动南京市万名学生，在1984年普查幸存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幸存者普查，这次普查增加了六合、江宁、江浦、溧水、高淳五县，共查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213人，其中妇女被奸淫的有155人，占12.8%。见附表：

　　1997年学生普查幸存者中对性暴力伤害的调查统计表：

　　单位名称证人数 受性暴力人数

　　玄武区 11 13

　　鼓楼区 12 14

　　白下区 11 16

　　建邺区 14 20

　　秦淮区 1 1

　　下关区 3 3

　　雨花区 16 18

　　浦口区 5 5

　　栖霞区 12 13

　　大厂区 5 5

　　江宁县 25 36

　　江浦县 1 1

　　高淳县 3 6

　　溧水县 3 4

　　六合县 0 0

　　合计 122 155

　　将这次普查中受性暴力伤害的妇女名单与1984年普查的资料相核对，基本上没有重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调查与上次相同的不足之处，是在调查过程中对性暴力受害情况，也未作逐个深入地个案采访。

　　自1997年以来，本馆接待来信来访共140人，其中性暴力受害者有17人，占11%。在这17人中，有两位是至今还活着的70多岁的妇女，她们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还是幼女(八、九岁)，惨遭日军强奸的。她们把受害痛苦深深的埋藏在内心里达60余年，现在能说出来，需要很大的勇气。

　　⑶、对1999年以来本馆深入进行幸存者调查时的新发现。

　　从1999年5月开始，本馆组织部分专业人员，深入进行幸存者调查，目前已调查了120人。幸存者提供被强奸的妇女有5人，其中，有两位系幸存者本人，有两位系幸存者本人的母亲，一位受害者是举证人自己的姑母。此项工作正在继续之中。此外，我们对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调查，目前也正在进行之中。

　　南京大奸杀的结论：日军在南京的大肆奸淫暴行，涉及地域广泛，遍及城乡各处，安全区内外；被奸杀对象众多，各种不同阶层、职业和年龄的妇女均不能幸免；案发率高，有时一日内竞达千起以上；手段极其残忍，数人轮奸、先奸后杀，并伴有性虐待和性残暴，充分暴露了日军凶残、野蛮和暴虐的侵略本性，也是对全人类文明的集体犯罪。

　　三、南京大奸杀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日军会在南京放肆地奸淫妇女呢？究其原因主要有：

　　1、日本当局的庇护和纵容。当时在南京的美、英等国，以国际团体名义，不断给日本当局和日本大使馆发去抗议和照会。仅1937年12月14日至2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前后几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并在照会内附录了日军烧、杀、淫、掳的罪行共113案，而日本当局对这一切一概置之不理，任其暴行扩大化。这是日本当局的“耀扬国威”、“膺惩支那”、“用武力使中国畏服”等国策决定的，因为性的问题，几乎成了日军能否继续侵略战争的重要条件。

　　2、日本军官的放纵与参与。日军将领企图以满足士兵一时的兽欲，来刺激他们的情绪，避免其思乡或反战的心理，所谓“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等，是为了培养一支侵略成性、征服世界的帝国军队。在成千上万起奸淫暴行中，有许多正是由日本军官参与其中或率领士兵干的。

　　3、日军军纪松懈产生的直接后果。占领南京后，日军军纪松懈，刻意放纵官兵，甚至于专门负责维持秩序和治安的日本宪兵，也直接参与强奸妇女。据《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记载：“有一天晚上，宪兵从金陵大学拖出一个女人行奸时，恰巧，我们的李格斯(美国人)撞入，那宪兵就用刺刀相向，然后痛痛快快地把那女人强奸了。”[24]

　　4、战胜者心理的驱使和作崇。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驱使和战争犯罪环境的熏陶下，日军官兵丧失了人性，文明也褪色为野蛮。他们视中国人的生命为草木，中国妇女是其任意玩弄的玩物，尤其是在占领国民政府南京后，更是有恃无恐。“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象样的杀人部队，随便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25]

　　5、大规模的集体犯罪。正如德国驻华大使馆在给柏林的电报中指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26]

　　注释：

　　[1]、[23]、[26]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2]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6]洞富雄(日)：《南京大虐杀》，现代史出版社，1982年版。

　　[4]蒋公谷：《陷京三月记》，载《南京文献》第26号，1939年2月。

　　[5]上海《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

　　[7]《兽迹素描—失守后的南京》，载《闽政与公余》第20期。

　　[8]、[9]、[10]、[11]、[15]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

　　[12]《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编译，1997年版。

　　[13]、[14]《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17]、[18]、[19]、[21]、[2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7月。

　　[22]郭歧：《陷都血泪录》，见《西京平报》，1938年8月7日第二版。

　　[25]水野靖夫(日)：《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