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卫 星

　　2001年11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教的米德(Rana Mitter)先生应笔者要求，给笔者寄来了英国档案馆所藏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部分英国外交档案。这19页英国外交档案原件的复印件，时间从1938年1月15日至2月1日。每份档案的上面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解密后的密码电报电文，接着是英国外交部官员们传阅后的手写批语及签名，并盖有英国外交部文件登记归档的专用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档案，在国内外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发现，这些档案的发现，对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认侵略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英国外交档案的主要内容

　　这19页英国外交档案，包括了10份材料，其中直接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有5份，其余则是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与英国外交部就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形势、英国是否撤出在上海的驻军等问题的往来电报，以及英国驻日本使馆报告侵华日军指挥官情况的电报等等。5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档案，大多以“日本军队所犯的暴行”、“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的暴行”等为标题，直接触及了核心内容。

　　档案登记号为F 641/641/10的电报，是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豪尔(Howe)先生1938年1月15日发自上海的电报,其标题为“日本军队所犯的暴行”。电报援引了全国基督教委员会 的博因顿(Boyntun)神甫秘密提供给豪尔先生的，分别出自南京和芜湖的美国传教士之手并经过证实的二份报告。豪尔先生认为这是“二份完全可靠的报告”。

　　豪尔根据这二份报告，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在南京被占领的最初几天，在美国大学 发生了约100起经过证实的强奸案。豪尔还援引博因顿神甫的话报告说：“在南京被占领后不久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目睹了一片混乱的场面：在难民区内及周围地区，日本兵公开酗酒、屠杀、强奸和抢劫。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此感到震惊。”“日军高级指挥官对日本士兵的上述行为熟视无睹，这有可能是日本军队故意放纵士兵，以作为惩罚南京的手段。由于日本大使馆官员无法对日军高级指挥官施加影响，同时急于想绕过军方的控制，向东京报告上述情况，因此日本大使馆官员甚至暗示传教士，设法将这些事实在日本公诸于众。这样日本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将会制止军队的行为。” 豪尔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由博因顿神甫提供的这二份报告的副本将用邮件寄往英国外交部。笔者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米德先生联系后了解到，这二份报告仍保存在英国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中。

　　英国外交部官员在看了这份电报后批阅道：“我相信任何日本报纸都不敢发表这些消息，由于玷污了日本皇军的荣誉，他们的办公室将被爱国者 洗劫，编辑将被谋杀。如果日本人能够庄严地向我们保证，日本水兵偷鸡事件是‘偶发事件’，那么前诉行为对日本官员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我甚至怀疑日本民众是否会相信他们诚实、善良、勤劳的丈夫、儿子、兄弟(正如他们所了解的那样)真的会干出这些事来。”

　　当然，对中日两国的战争来说，英国是中立国，因此，出于英国自身的考虑，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还批阅道：“除了承认这些消息是援引其他报纸外，不要向新闻界透露任何消息。”

　　登记号为F694/641/10的档案是罗伯特·克雷吉(Craigie)勋爵发自东京的电报。罗伯特·克雷吉勋爵是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驻日本大使。1937年8月底，在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南京的过程中，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乘车从南京赴上海的途中，遭到日机的扫射，许阁森因此而负伤。事件发生后，英国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并招回英国驻日大使，代之以“临时代办”。随着日本向英国道歉，这一外交事件才得以解决。1937年9月，英国外交部派罗伯特·克雷吉勋爵出任新的驻日本大使。

　　罗伯特·克雷吉勋爵在电报中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武官 正在私下将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实通报给东京的日本军事当局。这一行动可能比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正式抗议更有效，而正式抗议可能使东京当局产生抵触情绪。”

　　登记号为F137/641/10的档案是豪尔先生2月1日发自上海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普里多·布龙(Prideaus-Brune)1月29日关于南京形势的评估报告摘要。普里多·布龙是英国驻华使馆领事，他于1938年1月9日与英国大使馆的洛维特·弗雷泽上校、空军武官沃尔泽，以及德国大使馆官员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乘坐英国“蟋蟀”号炮舰一同抵达南京，除沃尔泽未被日军允许上岸外，其他人均顺利进入南京。普里多·布龙在抵达南京后，就南京的形势作了一个评估报告，他在报告中称：“日本军队的不法行为仍在继续，随军队而来的日本平民已在南京出现，并很有可能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中国难民的问题非常严重。日本人已经通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2月4日前必须遣散难民。这些难民中的大部分人无处可去。日军的这一仓促行动可能会导致骚乱以及更多的暴行。日本人仍然强烈憎恶外国人观察他们的活动。他们对美国和德国使馆心怀不满。日本人在南京市中心部署了用来隔离外国人的军队。” 应该说普里多·布龙的报告是在他抵达南京后写的，因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无可质疑的。

　　登记号为F2331/641/10的档案是豪尔先生1月18日发自上海的电报，标题为“日本军队在南京和芜湖的行为”。电报将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博因顿神甫有关日军在南京和芜湖暴行的报告副本转发给英国外交部。但电报中并没有该副本的具体内容。据笔者了解，该报告的副本仍保存在英国外交档案中。

　　英国外交部官员在收到报告的副本后批阅道：“这里详细描述的事实给日本军队的声誉留下了污点。在占领南京后发生这类暴行已是很糟糕了，而14天后这种行为仍在持续，那更是难以饶恕了。如果没有披露这些暴行，那么这些暴行可能至今还在持续！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日本使馆的官员，他们认为披露这些暴行是结束恐怖活动的唯一手段。然而，正如2月12日编号为195号发自东京的电报所报道的那样，本间(HONMA)将军 称：‘日本士兵的行为并不比参与欧洲战争的任何一支军队的行为要差！’”

　　登记号为F2334/641/10的档案是豪尔先生1月24日发自上海的电报，标题为“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的暴行”。电报的内容是转发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贝茨先生1月8日与1月10日的信。该信是1月24日由路透社的钱赛勒(Chancellor)先生带给豪尔的。信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但电报中并没有该信的具体内容，信件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发往英国外交部的。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信件之后批阅道：“与编号为F2231电文中的内容一样，普里多·布龙先生在继续描述着(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复)南京地狱般的情形。尤其应当关注‘1937年12月26日金陵大学事件 发生后的报告’，似乎可以肯定，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原中国士兵的事件”。

　　英国档案馆所藏英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尚不止上述5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尚未得到其他的相关档案。据笔者了解，英国档案馆还藏有若干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档案将公诸于众，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英国外交档案的史料价值与意义

　　上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档案属首次发现，这些档案对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认侵略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就这些档案的史料价值来说，首先，这些档案系第三方的记载，具有客观性和可信性。对中日交战的两国来说，英国属于中立国，来自中立国的官方档案，具有明显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其次，档案来自英国官方，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在此之前发现的史料，大多出自加害方和受害方，如《东史郎日记》、《增田六助日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集言》等等，以及德国人、美国人记载的第三方史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等，但是英国官方记载的档案这还是首次被发现。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多元史料，尤其是来自中立国的官方档案，充分反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证据是确凿的，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在其《“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称：“正确的记述，当然有赖于正确的资料。资料可分一级资料、二级资料和三级资料等等。传闻资料属三级以下。” 按照田中正明的资料分类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美国、英国、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公函均属于“一级资料”，那么，英国驻华大使馆领事普里多·布龙1月9日抵达南京后所写的，并发往英国外交部的“关于南京形势的评估报告”应该说属于“一级资料”。该报告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存档，应该说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这一点恐怕连田中正明也否认不了吧。第三，这批外交档案，不少记载都与已发现的史料相互印证，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更加充实。档案中提到的贝茨的信件均已公诸于众，即使档案中提到的2月4日日军将关闭难民区的日期也与现有的资料完全吻合，相互印证。这进一步说明这些外交档案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档案中还特别提到了日军在芜湖的暴行，这也与魏特琳在其日记中的记载相吻合。这充分说明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从其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暴行。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充实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的占有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的作用，这对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如此。目前，日本右翼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他们美化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跃然纸上。面对这一形势，凡是有正义感的学者，无论是中国、日本，或是其他国家的有关学者，都应该加强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用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发现，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发现，其意义还在于以铁的事实和证据，直接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根据其采访原日本驻华使馆官员福田笃泰时的谈话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因为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也不知道此事。 然而，英国外交档案清楚地记载着：“在难民区内及周围地区，日本兵公开酗酒、屠杀、强奸和抢劫。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此感到震惊。”“由于日本大使馆官员无法对日军高级指挥官施加影响，同时急于想绕过军方的控制，向东京报告上述情况，因此日本大使馆官员甚至暗示传教士，设法将这些事实在日本公诸于众。这样日本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将会制止军队的行为。” 这足以驳斥田中正明的谬论。另一个日本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称，英国领事在1938年1月下旬所写的报告中指责日军的残暴行为，而“英国领事所指责的，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两个星期中发生的事。他指责的并不是‘南京屠杀’，而是‘残暴行为’。”东中野修道接着说：“‘残暴行为’又是指什么呢？”“在英国领事看来，日军违反战时国际法的主要表现是‘掠夺’。而且，仅记录在南京发生的‘残暴行为’。” 在东中野修道看来，英国领事所说的“残暴行为”仅仅是指“掠夺”，而并不是屠杀。然而，英国外交档案清楚地记载着：“在难民区内及周围地区，日本兵公开酗酒、屠杀、强奸和抢劫。” “似乎可以肯定，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原中国士兵的事件。” 面对英国外交档案铁一般的记载，东中野修道恐怕也无言以对吧。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人们向往着一个没有战争和恐怖的新社会；向往着一个和平与安宁的新世纪。这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今天人们从事人类历史上那段恐怖、悲惨历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实现人们的美好愿望。相信在这样一个美好愿望的的驱动下，将有更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人们所发现，被人们所利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将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