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10日，笔者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以及南京电视台记者吴江一行三人，涉洋跨海，到达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康涅迪格州、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等地，遍访南京大屠杀期间坚持留在南京，曾经救助南京难民的历史证人后代，抢救性地发掘和考证这段历史的外籍证人资料。期间有许多新的发现，引发新的思考，笔者作为多年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之一，愿将亲历访问过程中的所遇所感一一记述出来，与读者共飨。

　　一、在大卫·马吉家的惊喜

　　蓝色天穹、白云朵朵、艳阳高照、机声隆隆。

　　当我们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26号班机，追着太阳飞翔，在辗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和底特律国际机场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11月25日，是美国人的感恩节。

　　天亦有情，竟下起了牛毛细雨，像顽皮孩子脸上的泪水。

　　负责邀请我们来美国的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陈宪中先生和其太太罗苏漪女士，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位于纽约皇后区长岛的家中做客。陈家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都赶回家来过节，我们生平第一次过上了美国人的“洋节”，品尝起肥大且烧烤得红红地火鸡肉，当然还有牛肉、鱼、南瓜、青菜、蘑菇等。席间，蓄着大胡子的印刷公司大老板陈宪中先生，以文化人特有的幽默给我们介绍了感恩节和吃火鸡习俗的来历：

　　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战争条件恶劣，美国士兵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突然，发现了一群火鸡，于是救了这支军队。此后，美国人设立了感谢火鸡救命之恩的节日——感恩节，并引申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节日。是日，全美国人一起吃火鸡，只有总统代表美国人放生一只火鸡，吃火鸡成了美国人独有的且渗透到家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盛大节日。其实，这火鸡肉粗粗的，真算不上好吃， 可是，任何事物一旦具有人文色彩，便有了想象的空间与活力。我们来美国寻找当年救助中国人的历史任务，同样不也是有感恩的情结吗？

　　我们取道纽约的目的，主要是访问当年南京红十字会会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要成员、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先生的儿子大卫·马吉夫妇。因美国人特别看重感恩节和圣诞节，节日里只是家庭团聚，一般并不邀请客人，我们只能在纽约等待，正好趁机与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姜国镇、吴章诠等朋友进行交流。在这里，还巧遇了本馆围墙上《劫难》、《屠杀》、《祭奠》三组浮雕的主要设计创作者钱大钧教授夫妇，这是我多年一直寻找未果的人物，又是南京老乡，双方均有“他乡遇知己”的感觉。

　　11月27日清晨，我们从下榻的新泽西饭店出发，去走访大卫·马吉的家。

　　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别墅区。大概是因为大卫·马吉曾任美国摩根银行副总裁的缘故，他家选择了靠近海边的一处满山林木葱茂的风水宝地。大卫家住的是一幢建成于1857年的宽敞大别墅，房屋外墙上贴满了拳头般大小的鹅卵石，显得古朴自然。房前是一个花园，屋后是一片草地，绿地一直延伸到海边。从他家的客厅向外看，透过巨大的双层玻璃墙，一眼看见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偶有游船和渔船掠过，风景美若仙境。大卫夫妇告诉我们，他家已在这里住了30年时间。

　　大卫今年80多岁，身板硬朗。因子女在外地工作。老俩口单独住在这里。我与大卫夫妇前年10月在南京相会，他们向本馆慷慨捐赠保存了近60年之久的其父约翰·马吉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日军暴行所用的16毫米家用摄影机，后又应我们的要求，回美国后寄赠了4盘当年的拷贝原件。去年，我馆派员来纽约征集资料时，曾造访大卫家，得到老俩口的热情接待，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此次，我是登门致谢，并看望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想不到，这位半岁时随父母去南京，并在南京上了幼儿园、小学的“南京老人”，至今对南京感情很深，再次慷慨地将他家墙上挂着的“民国二十三年(1948年)国民政府授予其父约翰·马吉的奖章(已失)证书”捐给我们，更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其太太捧出了两本厚厚的资料夹，我们惊喜地发现了“日军发给约翰·马吉先生的两张通行证(1938年5月—6月、1942年)，”虽然都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但至少可以验证，马吉当时的确长期留在南京，(1938年后回美国几年，1942年再次返回南京至1951年)，此外，我还找到了马吉先生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出庭证，上面有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和11国法官姓名和座位号(印、荷、加、美、英、澳、中、苏、法、新、菲)，还有两封被马吉救助过的南京难民给马吉的感谢信，上贴有他俩(男女)照片和红十字底条。我们还发现了马吉先生1946年从日本横滨入境的护照，说明他的确曾赴日本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有几十年前约翰·马吉收藏的当时英文报纸，以及用打字机打印的英文书信等等。望着这一大堆新发现的史料。我们的兴奋溢于言表，陪同我们的陈宪中会长也说，我来马吉先生家有几十次，这些还是第一次看到。遗憾的是，大卫先生以还没有与家里人正式商量，没有取得全体家族的同意，以及有人要替他父亲写书为由，未能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当场捐赠给我们。不过，老人爽快地答应先由陈宪中会长复印后，提供一套复制件给本馆研究，对于这两位已经非常慷慨，值得我们永远感谢的老人，我们的确不便再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告别大卫·马吉夫妇，已是下午1时30 分。我们驱车奔向耶鲁大学图书馆，去查询那里保存的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

　　二、“中国通”密涵瑞

　　11月30日，我们驱车至华盛顿郊外，去寻找当年留在南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密尔士牧师的大女儿——哈瑞特·密尔士。

　　哈瑞特·密尔士女士家住离华盛顿城约一个小时车程的郊外，一处风景如画的老年公寓内。两年前，她从密西根州搬到这个老人社区里来居住。这里是她的新家。这是一位个头很高挑，大约1.75米左右的瘦老太太，虽然已经84岁，仍着一件大红色的外套，人很健谈，说话风趣幽默，全没有老态龙钟的感觉，操着一副流利且标准的北京普通话，与我们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障碍，谈话很快切入到正题。

　　她告诉我们，她的中国名字叫“密涵瑞”，是她的父亲密尔士给她起的。

　　谈起她的父亲以及她自己与中国的往事，密涵瑞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流似的，顿时滔滔不绝。

　　她说：“密尔斯生于1883年12月1日，后来加入了美国青年会，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也去过日本。从1915年到北京，在那里生活了4年。1919年他到东京，1920年我在日本出生，几个月后，父母带着我到达中国的汉口。在那里生活了几年，1924年10月9日，我妹妹在汉口出生。取名马莉·密尔斯。1925年我们全家人回美国。1926年，我们全家又到南京，住了不久北伐战争打响，1927年3月24日，所有外国人被赶到上海，我们全家去日本小住，我在生病住院两个多月出院后，于当年秋天回上海，我在法租界上小学一年级。1928年我父亲只身一人回南京工作，1929年夏天我们全家人从上海搬往南京与父亲团聚，我在南京五台山美国人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刚开始时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只有16个同学，我的父母亲担任老师。1931年~1932年，按惯例每6年时间要回美国一年，我们全家回美国一年，我也在纽约上了一年学。到1937年时，学校里差不多已有40多个学生。学校实行九年级制，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其中有一年时间回美国读书，其余都在南京和上海。我是于1937年高中毕业，于6月底回美国上大学。记得当时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差不多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再花三天时间，从旧金山坐火车到达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在威士里女子大学学英语专业，与宋美龄上的同一所学校，孔祥蔼的二女儿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称她叫“孔二小姐”。1941年6月，我在这所学校毕业。”

　　从密涵瑞的自述中，我掐指帮她算了一下时间，从1920年出生，到1937年她回美国上大学，17年中在中国居住时间达15年，在美国只有两年，中国才是她真正的故乡，难怪她对中国人如此有感情，难怪她的中国话至今仍说的那么好。

　　说起南京大屠杀，当时，她的母亲带着她的妹妹回到美国，她父亲只身一人留在南京。她说：“我父亲和贝茨请拉贝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因为拉贝是德国人，与德国是同盟国，由拉贝出面保护中国难民能行得通。拉贝答应了我父亲和贝茨等人的请求。拉贝的确是个好人，在当时安全区委员会中，最主要的人是拉贝，如果不是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要被日本军人杀掉，我父亲、马吉、贝茨、麦卡伦、史迈士等也为保护中国人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比不上拉贝。我与拉贝一家很熟悉，拉贝这个人智慧、幽默、待人热情。战后，我父亲一直想见到他，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我也打算去德国见拉贝的女儿，但一直未能成行，现在成为遗憾。”

　　密涵瑞还回忆到他父亲遭日本迫害的经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后，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也遭到了日本的迫害。她的父亲被日本关进了上海集中营，差不多两年时间，受到了许多的虐待，例如，日本人故意将米饭里掺进碎玻璃渣，让你一边吃，一边挑，一顿饭要吃很长时间，饭粒全凉了。由于在监狱里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体质严重损伤。1943年12月1日，她父亲被交换回美国。她父亲身高6英呎一吋(1.85米左右)，交换时体重只有96磅(80多斤)。但他心在中国，九个月后，他又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当时他回不了南京，南京被日本人占领，只能回到重庆。1945年8月又到上海，直到1947年2月，他因身体状况欠佳，回到美国。79岁时在美国纽约病故。

　　密涵瑞大学毕业后，也来中国工作。1951年申请回美国，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未被批准。1951年7月25日，她莫名其妙地被捕，被带到北京的一座监狱里，在狱中呆了四年三个月零两天，当时她想，我是研究鲁迅文学的，有什么罪呢？但由于中美交战的因素受到牵连。尽管如此，密涵瑞依然喜爱中国，中国永远是他们全家人最喜欢的地方。1955年10月28日，在联合国的交涉下，通过中美两国大使会谈，她被释放了，并准予从香港坐船回美国。回美国后发现有肺病，住进纽约城外的疗养院，疗养了三年时间。1959年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中文，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在康耐尔大学，密西根大学教书，直到1990年退休。

　　三、辛迪的热情与慷慨

　　12月1日早晨，我们离开华盛顿，前往底特律。天空又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到美国后，总是夜里和早晨下雨，白天放晴，这天气和美国人的性格差不多，所幸对我们的活动并无大碍。

　　这是我们此行第一次在美国境内转机，领教了美国式安检的严厉。除了物品、包裹、衣服全部要进安全检测线，人过安全门外，还要单个接受测试，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用仪器探测几遍，然后摸身，最后还要打开行李包任其搜查，哪里有什么隐私、人权和自由？美国政府借用反恐，把一切的一切合理化了。

　　我们借道底特律的原因，是要去寻访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金陵文理学院(又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营收容所负责人明妮·魏特琳的后代，收集有关明妮·魏特琳的资料及文物。

　　底特律是美国边境城市，与加拿大的温莎市仅一河之隔。它又是美国著名的汽车城，通用、福特、克莱思勒等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总部均设在这里。在机场至底特律城的公路边上，树起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轮胎，直径约有20米，并且是一只真正的轮胎，它是底特律城的标志。该城原有人口达120万人，1967年发生黑人暴动，烧了许多房子，死了不少人，由于缺乏安全感，很多白人举家搬迁，使人口大为减少，至今也只有92.7万人。如今，城市两边的楼房，还可以看到当年焚烧留下的黑色痕迹，甚至一些断垣残壁仍清晰可见。现在，该城人口的80%仍然是黑人。恰好在旅馆里看到一份名为《华盛顿新闻》的中文报纸，刊登一则美国最近组织的一次评选“全美最危险的城市”的消息，除了新泽西州的康登市外，底特律排列第二，如按50万人口的大城市排列的话，底特律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2003年，该市发生谋杀案366起，偷盗、抢劫、强奸等各类案件1.8万起。看来，美国的确不是天堂啊!

　　12月2日，我们驱车赶到了明妮·魏特琳的家乡小镇——芒特·不莱尔镇，“不莱尔”意为“高兴”，寻访她的侄孙女辛迪·魏特琳。辛迪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小镇上，而在密西根州的一座工厂里，为了接待我们，她专程驱车赶回家里。

　　12月3日上午，在辛迪·魏特琳的带领下，我们去拜谒明妮·魏特琳，这位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设立唯一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保护了一万多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伤害的“保护神”，因高度精神紧张，得了精神分裂症。回美国后，她觉得无法帮助别人，很苦闷，打开煤气自杀，享年55岁。

　　明妮的墓地位于密西根州牧童镇盐河公墓。因昨天夜里的一场大雪，使得这里原先没有化掉的残雪，又加上了厚厚的一层，墓地被白雪覆盖着，天气寒冷，墓地内空旷，更显得肃静。

　　下车后，我们踩着深深的积雪，来到明妮的墓碑前，恭恭敬敬地献了一束花，然后向这位中国人民可敬的英雄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情。

　　明妮的墓碑是用暗红色的花岗岩制成的，上部用中国的隶书字体写着4个字：“金陵永生”，下面用英文刻着几行小字，大意为“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中国传教28年的神的使者。”墓碑后约一米处，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青松树，树直径约50公分，高约20米，在整个墓地中是唯一的高大树木。辛迪告诉我们，这个墓地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棵树是1941年明妮下葬时栽种的一棵小树，迄今已有60多年，她指着左侧的另一块灰白色墓碑告诉我们，这是明妮的哥哥和嫂嫂合葬的墓碑。明妮生前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很少，死后特地将他们葬在一起。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前几年去柏林约翰·拉贝墓地时的情景，那天也是白雪皑皑的墓地，拉贝墓地也有一棵参天的大树，这大概象征伟人们洁白无暇的胸怀和伟岸的人格精神。

　　接着，我们跟随着辛迪去了她家里拜访。辛迪原为一所大学教师，今年去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她其实是明妮家的第4代人，她的三个姑妈，也就是明妮的亲侄女们，目前仍健在，一个95岁，一个94岁，一个87岁(住佛罗里达州)。明妮的孙辈们有三女一男，全都是60多岁的人。在辛迪家，我们见到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两大箱有关明妮的资料，其中包括有数百张历史的照片和明妮个人的日记、书信、护照、通行证、红十字袖标等，也有难民给明妮的感谢信(一封为南京周必由巷人，一封为北京人)。我对辛迪进行了简单地采访，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征集这部分文物及资料。辛迪说：“目前，她大姑妈坚决反对捐献任何明妮的遗物，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派员来此征集，被大姑妈一口回绝，并表示，在她死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提捐赠明妮遗物的事”。不过，辛迪表示，她个人认为，明妮的这批遗物，放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最有价值，大姑妈死后，她意向捐给南京馆。最后，辛迪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将于明年去南京，将这些宝贵的文物资料提供给本馆先行复制展出。对于这种慷慨的承诺，当然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诚邀辛迪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其实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我们突然觉得，辛迪也是个好人，纷纷与她合影，以作纪念。

　　四、夫瑞特的清晰记忆

　　接着我们去夏威夷寻找另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里格斯先生的后代。

　　夏威夷群岛是在200万年前由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后由土著民族玻力利亚人生活在这里，并建立了王国。该岛又称霍洛罗鲁，是“避风港”的意思。1800多年前，该岛以盛产珍珠而闻名，又称为珍珠港。1891年，美国推翻了岛上的土著王国。1959年8月21日，这里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它由8个岛屿组成，最大的岛屿为檀香山，夏威夷有80%的人口居住在这里。现在，夏威夷共有人口约100万，其中日本人占23万，中国人仅占5万，不过，近代中国的孙中山、孙元良等许多名人都曾居住在檀香山。

　　在檀香山的一个小山腰上，我们找到了夫瑞特·W·里格斯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家庭，到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书架上，放着许多书籍，证明主人夫瑞特夫妇是教授和工程师的身份。

　　说明来意后，我径直地问起老人的出生地，夫瑞特先生告诉我们，他1917年出生在中国江西省庐山上的枯嶺。他的父亲里格斯先生于1916年到达中国后，先在南京学了一年汉语，后到庐山。父亲是个教农业技术的教授，他认为美国的农业机械和排水系统不适合中国，于是，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先后在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合中国的水资源情况，因地制宜地研制出一套新的排水系统。1931年他按惯例回美国休假两年。1933年，里格斯一家再次回到中国，里格斯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系当教授，期间曾于翌年回庐山小住，后在南京一直待到1938年夏天回美国为止。他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曾亲眼目睹日军的种种暴行。而夫瑞特于1935年告别父母、离开南京，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读书。

　　谈起其父亲在中国的往事，夫瑞特先生记忆非常清晰，他说：“我父母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学位，双双前往中国任教10多年，父亲当教授，母亲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的秘书，帮助其打字、整理资料。尤其是日军侵占南京前，父亲与其它的外国人拉贝、马吉、贝茨一起，组建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父亲里格斯负责为难民征集囤积粮食，他找到一批被抛弃的无主卡车，并找到了一些会开车的司机，以谁帮助开车拉粮食，谁就获得此车为条件，到处找人为安全区运粮食，为救济南京难民尽力。为此，父亲获得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的红蓝白三色绶带的蓝宝石勋章，还获得了另一枚勋章。”他指着墙上的小玻璃框中悬挂的两枚勋章，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以前，我只是从照片中、录像中看到过这种勋章，拉贝、马吉、魏特琳当年都曾得到过同样的勋章，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实物。我仔细地察看，绶带的长度可能被剪短了，由于年代的久远，绶带的颜色也褪了不少，没有照片上艳丽。我们还看到了夫瑞特夫妇保存的他父母亲的照片，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一张里格斯的照片。因此，无论展览、还是出版图片集，从来没有里格斯先生的形象示人。我们翻拍了一些，弥补了历史的空白。

　　我们还问了里格斯夫妇回美国后的情况。夫瑞特说，他的父亲回美国后，先在联合国总部的中介机构所属的基金会工作，后来又到印第安那大学当教授，晚年还在他姑妈所在的公司任职。他们一生有五个子女，三男二女，夫瑞特是长子，老二、老四是儿子，老三、老五是女儿。他的父亲里格斯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谈起对其父亲里格斯的评价，夫瑞特先生很是自豪，他曾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危难期间为中国难民的援助，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夫瑞特先生虽然已87岁，但仍答应在女儿的陪伴下访问南京，并尽力帮助寻找其父母当年在南京的一些文物和资料，我们从内心里十分感谢他。

　　五、拜谒张纯如墓地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女士，因写成《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而蜚声海内外，对南京大屠杀史实，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11月9日，张因患忧郁症自杀，葬礼于11月19日在旧金山举行。

　　我们决定改行程，去旧金山一趟。

　　美国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馆长熊玮教授，亲自驾车来机场接站，将我们接到该馆里。在这里，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教授、母亲张盈盈教授与我们见了面。这两位刚刚失去了爱女的老人，与我于2001年12月在旧金山见面时相比，明显瘦了许多，我们只能说些安慰的话。然后，与其谈了征集张纯如有关遗物和手稿、照片等资料办展览的事，得到了两位老人的支持，表示愿意配合和帮助。在这里，我还见到了我的老朋友，美国知名学者吴天威教授夫妇，同时，一起接受了《旧金山记事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记者的采访。

　　紧接着，我们与张纯如父母一起前往张纯如的墓地，张纯如父亲亲自驾驶着汽车，我与张纯如母亲并排坐在后排，借此机会，采访了两位老人，了解张家的一些情况。得知张父是1937年1月7日生在江苏宿迁市，张母1940年6月16日生在重庆市。张父曾于1949-1951年在南京七中读书，张母也曾在1949年在南京读三年级，时年9岁，住秣陵路。张家注定与南京有缘。

　　下午五时，我们一行人到达张纯如安息的天国之门墓地。旧金山的冬天天黑得早，我们与张的父母，还有熊玮及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张国灏一起，抢在天黑之前来到了张的墓前。

　　这是一块风水极好的墓地，山青水秀，幽静得很。

　　美国人的墓地很特别，十分注重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一片平坦的稍稍有坡度的草地上，有一块长约2米、宽约1.5米的新植的草皮，四周留下了明显的接缝，张母告诉我，张纯如的棺木就下葬在这里，顶头的中间，有一个盛满水的小铁罐被埋在草地里，张母示意让我们把两束花插在这里，算是对张的祭奠。我们在这里默哀许久，祈祷张纯如安息。

　　离开墓地，我们换乘张国灏的车，到南湾的饭店，与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原会长吕建琳和新任会长廖源球、副会长丁元、贺英明、吴明琏、魏乐等老朋友一起，商谈合办张纯如展览、塑张纯如半身像和创办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基金会等有关事项，大家一拍即合，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