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美国加洲大学纪念《旧金山和约》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今年4月，日本文部科书省公然审查批准由右翼团体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出版。这本由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竟然说“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同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也有一些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争论仍在继续。”[1]日本右翼淡化历史、抹杀历史暴行的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包括南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有良知和正义感人们的强烈谴责。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2]，向供奉在那里的南京大屠杀主犯、当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等战犯们的亡灵顶礼膜拜，再次激起了亚洲各国人们的愤慨。日本为何自80年代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且制造了一系列谎言？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庄严判决，推翻50年前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的承诺，从而洗涮不光彩的侵略与加害历史，以实现做世界政治大国的梦。然而，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所作所为都是徒劳的，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众多的人证、物证和丰富的史料说明，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

　　一、众多的人证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留给我们一批什么样的证人呢？为了理清思路，不妨从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证人的不同身份角度，分三个层面来区分和归结。

　　第一，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有大批亲身受害的幸存者作为人证。

　　历史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过四次调查：

　　1、1945年12月—1946年6月，为审判日本战犯所作的调查。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而进行的调查，虽然调查涉及的面不够广泛，形成的材料不够细致全面，并随着“两个法庭”审判的展开，调查工作宣告停止，但还是发现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受害者。有些幸存者分别为东京和南京军事法庭作证，如伍长德、梁廷芳、尚德义、王怀英、范实甫、张鸿如、李鸿勋、徐承铸、汤玉详等130余位幸存者，为“两个法庭”出示受害书证的还有李秀英、陈福宝、张艺荣、白增荣、殷有余等36人。[3]

　　2、1984年5月—8月，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作的普查。这次调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市、4个郊区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时隔近50年，不少幸存者已经逝世，但仍有较多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仍健在，经过4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仍健在，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碑证言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4]

　　3、1991年夏天，南京市高中学生对幸存者证言资料的复查。这年夏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动员组织数千名高中学生和部分教师，对1984年普查的1756位幸存者进行了复查，发现已经去世300多人，仍幸存1400余人。

　　4、1997年7月—9月，中日两国万名师生对幸存者的大规模寻访。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事件60周年，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了“留下历史的见证”的夏令营活动，共发动全市555所中学的14000多名师生，以及来自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广岛等地的部分师生联合进行普查工作。这次普查涉及全市15个区县，共发现1213名仍健在的幸存者。

　　此外，我们还接待了南京城之外的生活在外地的幸存者149人，均一一作了调查采访并录音摄像，留下了证言资料。

　　第二，从加害者的角度看，有一批亲历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作为人证。

　　首先有一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他们作为加害者，留下了一批真实的加害记录。例如，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5]和《支那战争写真集》，均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虏”、“机密，阅后销毁”的命令[6]。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中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存俘虏，故决定赶至一偶全部解决之。”[7]此外，参与这场屠杀的日军士兵东史郎、上羽武一郎、增田六助、北山与原、增根一夫、中山重夫、宫本淳、处贺关次、田所耕三等，都是南京大屠杀直接参与者。战后，他们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有的作了忏悔发言，有的还出版了回忆录书籍，均对南京大屠杀作了详细地描述。一名叫宫本淳的日本兵说：“在中华门外用刺刀杀了不少奔跑的人，杀到后来，执刀的手都颤抖起来，这时长官的命令不许停刀，但也只好违命。”[8]日军16师团20联队4中队士兵增田六助在谈到1937年12月14日在国际安全区内，搜捕混在难民区里的中国俘虏时说：“仅第4中队就抓到不下500人，在玄武门旁枪杀。据说各中队都这么做。”[9]其中，侵华日军第16师团20联队士兵东史郎还因出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被告上法庭，引发了8年时间的诉讼与较量[10]。日本大阪府松原市松南原小学教师松冈环女士，近年来，在日本走访了现仍活着的100多位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老兵，目前她正在着手编辑这些加害者的证言，不久将付梓出版。[11]

　　其次是一批侵华日军随军记者作的回忆录、日记和现场拍摄的照片。例如，1975年，首任《朝日新闻》特派员的足利和雄写了篇悼念另一记者守山义雄的文章，指出：“昭和12年(1937年)12月，日军大部队从四面八方杀到南京。与此同时，许多从军记者云集南京城。这些记者中，也包括守山君和我。在《朝日新闻》分社旁边，有一个烧迹形成的广场。广场上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中国人排成了长队……，一个接一个被枪杀了。“真惨！”我对守山君说。守山君也哭丧着脸，嘴里嘟哝着：“就凭这些，日本已失去战胜者的资格了！”[12]《朝日新闻》另一记者今井正刚也记述了在南京大方巷广场大屠杀的情景：“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分社附近的空地上，日本兵抓来很多中国人进行残杀。空地上黑压压一片蹲着四五百男性中国人。空地的一头有一堵残存的青砖墙，中国人6人一组，面墙而立，日本兵离开他们二三十步远，向他们一起射击，在他们倒下去时，又飞跑上去，在背上补上一刺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整个空地是一片‘砰、砰’的枪声和‘啊’的惨叫声。”[13]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并在城内待了4天，他亲眼目击了“中山东路、光华门马路两边，到处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14]该报社还连续刊发随军记者关于日军两少尉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的4条消息。随军摄影记者村濑守保，还在南京现场拍摄了一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第三，从第三国证人的角度，有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欧美国籍人士作为人证。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兵临南京，形势十分危急。一批在南京的外国侨民，拒绝了本国使领馆关于撤离南京的要求，27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在了南京城内[15]。其中，美国人18名，德国人6名，俄国人2名，英国人1名。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外籍证人。这27人大致可为两类。第一类是5位英美籍的新闻记者、新闻电影摄影师，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最初几天日军的暴行，12月15日和16日，他们分别离开了南京，前往上海，成为最早向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英美记者。第二类是22位外籍人士，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医生、护士，也有商人、牧师和工人，但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救助中国难民。此外，德国人昆特博士和丹麦辛格伯先生，在南京东郊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开办难民营，收留了上万名难民。1938年1月上旬，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派出三人领事小组，前往南京恢复本国的外交机构，也耳闻目睹了日军的暴行。

　　第四，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定论的角度，有一批当年亲身参与“两个法庭”并对该案审理的历史证人。近年来，本馆曾陆续调查和访问了当年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法官、检察官、秘书、翻译等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如当年曾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俊老先生，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老先生、首席秘书裘绍恒先生、秘书高文彬先生、秘书兼翻译周锡卿先生、翻译张培基先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王敖(已逝世)的夫人肖侃女士及儿子梅小王敖先生、秘书杨寿林先生；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法官叶再增先生等。他们都提供了“两个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专案审理，以及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审判的重要回忆资料，以及个人收藏的重要历史照片资料。他们中间如倪征日奥、裘绍恒、高文彬等现在仍健在，本人曾多次对他们进行过采访。

　　二、大量的物证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起步较晚，纪念馆的建立更是在该事件发生48年后再筹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文物消失，但仍然有一大批重要文物陆续被纪念馆所征集。

　　1、发现和征集了千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有：在南京发现的日军军刀、刺刀、炮弹、手雷、子弹等凶器；日军使用的手摇警报器、望远镜、军用地图、军用饭盒、水壶、军装等军用品；日军当年发行的“良民证”、“安居证”；日军“荣字”1644细菌部队当年在南京使用过的手术剪刀、铁锁及钥匙，特别通行证(胸章)及天皇御赐的香烟；防毒部队使用的工具箱；日军16师团20联队士兵东史郎赠送的军旗、奖状、天皇赐予的勋章及其5本“战时日记”；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2460页战时日记(复制件)、车辆通行证、闹钟、信封、铜质雪茄烟盒、拉贝先生墓碑、以及1948年原南京市长沈怡等人赠送拉贝的《共表钦忱》纪念册等；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使用过的桌、椅、会场用钟等；难民的“血衣”、“鞋底”、“钮扣”、“瓷缸”、“饭碗”，以及参与掩埋尸体的慈善团体用的“袖章”、“队旗”等。

　　2、发掘和考证了“万人坑”遇难者遗骨。迄今为止，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的发掘，历史上共有过三次：一是为审判日本战犯，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法庭庭长石美瑜率同该庭法官葛召棠、叶在增、宋书同、书记官施泳，法医潘英才、检验员宋土壕、陈文浩一起，于1947年1月29日，在南京城南中华门外后山和普德寺后山两处“万人坑”中，各发掘出遇难者尸骨千余具。同月31日下午，又前往中华门外后山，挖掘尸骨三处。“总计两天挖掘尸骨五处，约三千余具。”[16]二是1983年在南京城西江东门发现并发掘“万人坑”，后又在1984年至1985年纪念馆建筑工程施工中陆续发现一批遇难者遗骨。这批遗骨部分被安放在纪念馆“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内。三是1998年至1999年新发掘和考证的208具遇难者遗骨，这批遗骨占地170平方米，呈七层堆积。经检证，年龄60多岁以上老年人遗骨有12具，年龄在3岁至12岁的儿童遗骨有32具，女性遗骨有17具，现场还发掘出日军使用的子弹头(壳)，以及难民的饭碗、钮扣、顶针和饰物等。经法医学、考古学、史学多方面的考证和仪器测定，这批遗骨被确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17]

　　三、丰富的史料

　　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也十分丰富，但分布较散。主要有：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和马利兰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新宿国立图书馆，台湾国史馆和军史馆，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各大图书馆分别珍藏。根据纪念馆掌握的情况，主要分为二类：

　　1、大批的当年档案资料。如当年各慈善团体如崇善堂、同善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回民掩埋队掩埋尸体的统计表格、埋尸记录等档案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判的档案资料；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日记、札记、书画、供词、信函，当年日军官兵自拍和日本各种报刊、档案部门登载、收藏的日军杀、烧、淫、掠暴行的现场照片和图片资料；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纪实”、“日志”、电报、信函等，当年中外报刊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等史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广田弘毅的电报。1994年9月，美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外交文件，其中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文件为1938年1月17日第227号“广田电报”。这是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签发给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份文件，供述“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有“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和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其他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18]

　　2、有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史书籍。为了便于说明，可将这批图书论著分如下三类：

　　一是早期的中外专著。这批专著主要来自亲历南京大屠杀的中外人士之手，于1938年所写并披露的。主要有，英国记者田伯烈所写，于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金陵美籍教授路易斯·S·C史密斯所写，于1938年6月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徐淑希编纂，于1939年编印的《南京安全区档案》(英文版)；当年南京中国守军营长郭歧所写，于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的《陷都血泪录》；守卫南京城部队军医蒋公谷所写，于1938年出版的《陷京五月记》；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所写，于1938年7月连载于《武汉日报》的《敌蹂躏下的南京》；林娜所写，于1938年7月《宇宙风》杂志刊载的《血泪话金陵》；鹤琴、海燕所编，于1938年3月中央图书馆公司出版的《敌军暴行记——在黑地狱中的民众》；以及《半月文摘》于1938年5月刊载佚名的《地狱中的南京》，等。

　　二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日两国学者根据史料所编著的一批论著。中国方面主要有，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历史系编197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1985年7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987年11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987年11月版)；徐志耕：《南京大屠杀》(昆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纪念馆编1987年12月)等。日本方面主要有，洞富雄：《南京事件》(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决定版·南京大屠虐杀》(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南京事件之思考》(日本大同书店1987年版)，《南京大屠杀现场》(日本朝日新闻社1988年版)；藤原彰：《南京大虐杀》(日本岩波书店1985年版)，《新版·南京大虐杀》(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版)；本多胜一：《通向南京之路》(日本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日本新人物往来社1984年版)；吉田裕：《天皇之军队与南京事件》(日本青木书店1986年版)；姬田光义：《南京大屠杀之证言》(日本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曾根一夫：《私记南京虐杀》(日本彩流社1984年版)；东史郎：《我的南京部兵队》(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版)；井手纯二：《我亲眼目睹之南京惨剧》(日本增刊历史人物·太平洋战争秘史)；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侵掠》(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井上清《天皇之战争责任》(日本现代评论社1987年版)。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学者也编撰出版一些怀疑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籍，主要有：秦郁彦：《南京事件：屠杀之构造》(日本青木书店1984年版)；田正中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板仓由明：《松井石根日记之篡改》(日本文艺春秋社1986年版)；佐佐木到一：《一个军人的自传》(日本劲草书房1987年版)。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美德等国学者，根据史料编著的一批论著，同时也发现并出版一批当年亲历屠杀证人的著作。中国方面主要有：徐志耕：《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佟冬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段绪申、潘塞操：《腥风血雨》(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8月版)；杨新华：《血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版)；孙宅巍：《南京悲歌》(台湾先智出版社1995年9月版)、《南京保卫战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2月版)、《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版)；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务馆1994年版)；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金陵血泪》(南京出版社1997年7月版)、《金陵血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千年之交的较量——抗议大阪反华集会和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案不公正判决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及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朱成山、段月萍：《南京浩劫的见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朱成山、山内小夜子《东史郎日记案图集》(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陈安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王建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胡菊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台湾九歌出版社1997年4月版)；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拉贝日记(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文版)》(台湾天下文化公司1997年12月版)；尹集钧：《1937年，南京大救援——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香港新大陆出版社1997年11版)；陆束屏：《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美国方面主要有：《历史照片中的见证——南京大屠杀(中英文版)》(美国《大中华》杂志社1996年12月)；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版)》(美国 1996年版)。德国方面主要有：维克多《拉贝日记(德文版)》(德国斯图加特出版社1997年版)。日本方面主要有：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皇军士兵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第13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战时日记》(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3月版)；井上清、广岛正：《日本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日本熊本出版社会馆1994年8月版)；笠原十九司：《南京难民区一百天》(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南京事件》(日本岩波书店1997年11月版)、《南京事件的日日》(日本大同书店1999年11月版)；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点问题》(日本柏书房1999年10月版)；约翰·拉贝：《南京的真实(日文版)》(日本讲谈社1997年版)、支援家永教科书批判会：《南京大屠杀与731部队》；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日文版)》(日本熊本产业文化会馆2001年6月版)；山内小夜子：《加害与赦免——南京大虐杀与东史郎案审判》(日本现代史馆2001年6月版)。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学者纷纷撰写并出版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主要有：松村俊夫：《南京虐杀大疑问》(日本展车云社1998年8月版)；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橙证》(日本展车云社1998年8月版)；大井满：《精心设计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展车云社1995年12月版)；富士信夫：《“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日本展车云社1995年4月)；铃木明：《新“南京大屠杀”的幻想》(日本飞鸟新社1999年6月版)，等等。

　　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会留下大批的证人证据呢？这是因为一是屠杀的规模巨大，范围较广、影响恶劣，受到当时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二是日军使用常规性武器(如机枪、步枪等)和原始武器(军刀等)，一些受伤未亡者通过各种方式艰难地求生，得以幸存。三是大约20多万被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大和民族优越论等思想武器起来的日军官兵，他们被解除了军纪约束，以杀人、强奸、纵火和掠夺为取乐手段，丝毫没有犯罪感和耻辱心，甚至自行拍摄暴行照片和记下战时杀人、强奸、纵火等罪行日记等，以炫耀其“武功“，留下了罪证。四是当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客云集、商贾如潮，外籍人士众多，他们也以各种方式，记录下日军的种种暴行。五是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作出专案审理，曾经作过大量的调查取证，从法律的角度为这段历史定论，等等。这些历史证人证据又客观地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了佐证。我们相信，随着南京大屠杀历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将有更多地人证、物证和史料被发现和公布于世。

　　200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