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日本《朝日新闻》、德国《经济周刊》、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香港《信报》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纷纷载文，热评中国新近出现的和平崛起新理论，称赞这一理论和实践“是其他大国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是将中国融合“世界正走向多极化主导的‘大国协奏曲’格局”，抑制“中国威胁论”的一项新战略。

　　“和平崛起”理论的正式出炉是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在去年10月博鳌论坛上提出的。随后，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标志着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开始了一种新型发展道路的探索。今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讲话时，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种种迹象表明，“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人的战略选择。据报载，国家目前已拨款200万元，打造中国和平崛起理论。

　　树有根，水有源。论者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脉络，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此后一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如果对“和平与发展”理论加以考证与研究，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伟大倡导者。

　　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指引着中国走上和平崛起的正确道路。

　　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又再次强调：“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极为重要的新论断。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高度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是“真正的大问题”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辩证地论证了和平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通俗形象地指出中国要注意解决好“东西南北”关系这4个字。所谓“东西问题”，就是要沉着应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矛盾、分歧和变化；所谓“南北问题”，就是要注意解决好日益增长的南北方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和平是什么？和平是一门生存的科学。和平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逐步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共识。和平学正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进入世界上300多所大学的教学课程，成为国际上许多学者争相关注和研究的新课题。

　　在国际关系上，和平其实是一种理念、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秩序。而“崛起”，则可以理解为兴起、成长和生长。(11)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寻找一条自身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模式和道路。谋求和平是为了发展，在发展中实践和平、维护和平、甚至缔造和平，这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国设计的一条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也为中国找到了一把解决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国内外矛盾的钥匙。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缜密地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作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析对比和考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论断，其思想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1、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形势。通过对发展了的时代格局、国际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问题进行科学的、周密的、预见性的考证后得出结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是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看法，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逼迫的看法。”(12)进入90年代后，国际社会最终摆脱了时续近半个世纪的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旧格局，进入一个走向多极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证明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所作论断的正确性。

　　2、 敏锐地把握了时代主题。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注重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重视了对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同志正是在对当今时代的特征、国际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准确地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敏锐地发现并准确地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出了当今时代主题已经演变为“和平与发展”。

　　3、及时地转变了思维方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论”占主导地位，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引导下，普遍的思维方式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随时随地存在。这种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后来又随着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苏联和中国都不加分析地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将其绝对化，因此把主要的，或者说大部分精力都放到防范战争上去，以至于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邓小平同志对于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便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并转变为和合思维方式。这一转变，有务实的特点，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持续20年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是国家步入了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13)

　　毫不讳言，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大部分时期都占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直到1850年才开始衰落。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亚洲大陆面对太平洋的沿岸地区，从东北到南部，直到1820年，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还占全球经济得58%。这里曾经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所在。这也是我们美国人的前辈们在美国独立的年代，对中国市场规模之大赞叹不已的原因。一直到1850年，中国的地位才被英国取代。到1940年，从日本到印度的这一弧形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只剩下19%。”(14)他惊叹于近日的中国变化太大了：“我们就算是充分了解过去30年变化的规模和深度，却依然很难想象这种变化再持续30年中国会是怎样的情形。”(15)他说：“今天经济学家们预测，到2020年或者2025年，中国和东亚这块弧形地区里的其它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回升到57%，它们将重新发挥主导作用。”(16)他认为：“随着本世纪的推移，中国将一个指标接着一个指标地超过美国。……从许多生产增长指标看，中国都已经超过了美国。钢铁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进口国，在许多农产品的生产和进口方面，中国成了世界第一。2002年，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7)

　　傅立民是美国全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的美方翻译，后来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及美驻外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他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最近十几年曾多次到中国工作和从事研究。作为一名西方政客，他的评价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傅立民先生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现象作客观地描述和分析，都没有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和变化的原因。事实上，促使中国发生惊人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邓小平同志基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断，高瞻远瞩地对中国发展的模式和要走的道路作实事求是地调整，指引着中国走上了一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沿着这条正确的新道路前进，中国才有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中国才踏上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程。

　　二、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中国和平崛起方略的理论基石。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都要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从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为适应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需求，作 出科学而又实事求是的整合，提出前人没有但经实践证明是成功有效的策略和指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科学论断基础上形成的这样一种策略和方针。

　　(一)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

　　1、世界和平期问题。邓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18)，“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19)这两个“较长时间”和两个“可能”，就为我们构画出可以利用的世界和平期和时间表。

　　2、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问题。国际间竞争与竞赛的重点转向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40多年来维护和平的的重要原因，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趋势，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南方得不到适当地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口就有限的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3、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问题。邓小平同志预言：“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正是世界上这“两股力量”的发展，构成了持续的世界和平态势。当今国际形势，正朝着邓小平同志所预言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部力量。

　　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及自身对和平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新概念的内在动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侵略、蹂躏和欺辱，仅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就有3500万人伤亡，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屈辱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认识到，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才有希望。

　　加入国际组织，把中国融入世界，增进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理论的外部动力。从恢复联合国的地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断加入了一个个国际组织，在许多领域与世界接轨，不断地融入世界大潮之中，在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中增进了解与共识，推动着中国主动适应并融合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之中。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仅世界人民，我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22)那么，怎样寻找一个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和平环境，我国的外交政策又怎样进行调整呢？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3)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将我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到“和平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了和平的思想。为实现和平外交政策，他又通俗形象地把我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概括为5句话20个字，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4)。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新准则，提出了我国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和平外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和平外交新政策。

　　在对内关系上， 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25)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内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和平机遇，使我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前列。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要发展经济。”(26)这个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具有远见卓识。

　　(四)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概念。

　　和平崛起理论的新概念涵盖哪些内容，目前还不十分清晰，有待于方家去探讨和论证。论者从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尝试性地从政治、外交、经济等角度，归纳以下10个方面：

　　1、和平共处;

　　2、国际合作；

　　3、决不当头；

　　4、一国两制；

　　5、尊重人权；

　　6、经济外交；

　　7、寻求双赢；

　　8、共同发展；

　　9、科学发展；

　　10、加强民主与法制。

　　三、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与实践的凸现，验证了邓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正确。

　　假如用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崛起的世界大国的事实来推论，我们不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邓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正确性，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和平崛起理论的科学性。

　　(一)成功实施了和平外交。中国不仅和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还和平解决与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边界纠纷；与新兴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建立了富于建设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巩固与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也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恢复了和印度的边界问题谈判；中韩关系发展非常好，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韩美关系；中日关系上，双方猜忌有所减少，合作领域正在扩大；在台湾关系方面，由于经济整合加快，明显降低了两岸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二) 冲破了西方大国的围堵。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日等西方大国散发“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不断进行围堵，担心中国的崛起会破坏现有世界秩序。但我国采用经济手段，成功实施了“经济外交”，以经济力量冲破围堵。去年，所有亚洲国家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都有可观的顺差，中国实际上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对现存的国际格局造成过大的冲击，中国在国际反恐怖问题、朝核问题等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构成国际上“和谐并存”、维护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提升了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即包括硬实力(主要是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又包括“软实力”(主要是民族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大国综合国力排序中，1990年中国居第10位，1995年超过意大利，上升到第9位，2000年接近英国，估计在2010年超过英国，达到第8位，2020 年超过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升至第6位。到2050年前后，将超过德国、法国和加拿大，成为世界第四或第三位综合国力强国。(28)

　　(四)最快最多的吸引外资。15年前，外国人在中国才投资20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7.1%，达到8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5位上升到第4位，中国正成为世界性的工厂。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外汇储备有4033亿美元。

　　(五)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198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俄罗斯的一半，10年后情况恰恰相反。20年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印度持平，如今比印度高出一倍。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四倍。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

　　(六)积极发展软力量。改革开放、经济增长逐步使中国人民和政府恢复了应有的自信和自尊。中国大力推进民主、人权、法制的进程，在最近通过的宪法中，把“三个代表”、“三个文明”、“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表明了要积极发展软力量的态度，因为没有软力量，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七)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使老百姓更多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储蓄率达到国民总收入的35%。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等于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在30%上下。1980—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56.9%下降到39.4%，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1.8%下降到49.1%。据估计，202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达30%以下，农村居民可以降到40%以下。

　　本文作者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