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同

　　山岳般雄浑，在曲谱上凝聚历史的沧桑

　　江水般流动，在管弦间澎湃时代的激情

　　是谁？将安魂的红烛点燃、希望的白鸽放飞

　　敲响黄钟大吕的旋律，回荡亿万人的心声……

　　——引自《和平颂》演出报幕词

　　当最后一个音符向悬挂着和平鸽图案的蓝色天幕飘去，座无虚席的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内，爆发出海涛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聚光灯下，石中光、阎惠昌这两位首次合作的著名指挥家，将相牵的手臂高高举起，再次登上指挥台，带领同台演出的“两岸三地”民族乐团全体演奏员和合唱队员，向观看演出的中外嘉宾谢幕。在台上和台下期待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中，作曲家赵季平也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同南京民族乐团团长雷建功、台北国乐团副团长郭玉茹等人一起接受热情观众的献花……

　　这是今年5月1日夜晚，作为“2004中国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首演节目，由南京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和台北市国乐团联袂演奏、赵季平作曲的中国民族交响乐《和平颂》演出结束时的盛况。这部我国民族交响乐坛上的空前巨制，是有“乐坛神笔”之誉的赵季平为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8周年与南京民族乐团的签约作品，也是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题材，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平，抒写时代主题的大型民族交响乐；而“两岸三地”民族乐团的首次合作，由南京、香港、台北160位演奏家和80人的合唱队以“超大阵容”联袂演出，同样是一项破天荒的创纪录之举。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天南地北前来参加“名城会”的中外嘉宾们，久久沉浸在这部激情飞扬、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所带来的兴奋与感动里，许多人簇拥在那铺满鲜花和红地毡的宽阔台口不忍离去，同台上满怀创作热情和成功喜悦的艺术家们作会心的交流。

　　《人民音乐》副主编、资深乐评人于庆新说：“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近年来如此规模和有份量的民族交响乐，在我国音乐界还不曾出现过，它的写作与演出都很出色。特别令人欣慰的是，这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全部用民族乐器演奏，以鲜明的中国风格，体现了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特殊意义。”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丁伟说：“《和平颂》有非常好的创意，它符合当今的时代潮流，是一个走向国际的题材，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一定会受到国内外广大听众的欢迎。”

　　众多的媒体及时地作出了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和平颂〉：沧桑古城的强烈呼唤》、《赵季平警世之作——《和平颂》震撼南京》、《人类不应忘却的记忆：交响乐〈和平颂〉奠祭30万亡灵》等醒目标题，出现在各大报刊和网页上。毫无疑问，民族交响乐《和平颂》的创作与演出，成为“集古都之精华，汇世界之精彩”的首届南京“名城会” 艺术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正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部经过三年多筹备和孕育的“警世之作”，以“名城会”为起点，开始了它感动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之旅”。

　　作为《和平颂》的文学撰稿，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它从选题策划到组织创作、从酝酿构思到作品问世的全过程，因此向关心和喜爱我国民族音乐的广大读者和听众介绍有关情况，加深大家对这部乐坛最新力作的了解与认识，也成了一项适时和义不容辞的工作。

　　“东史郎败诉”激起南京人义愤，在声援东史郎的市政协委员座谈会上，触发了大雷心中的一个宏愿……

　　新世纪的钟声刚响过不久，一股冷空气袭击了金陵古城。2000年1月24号是个刮风下雪的日子，这天早晨，南京各大媒体都以头条位置报道了来自东瀛、为南京人所熟悉和关心的“世纪官司”——东史郎上诉案的最新消息：因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被反诬损害他人名誉罪的东史郎等人，被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上诉并被判处50万日元罚款。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让日本国内那些“身上虽然穿着西服，心里却仍然穿着侵略军军服的人们”(东史郎语)欣喜若狂，一场由日本右翼分子操纵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的闹剧，竟于法院宣判次日在大坂国际和平中心举行。与此同时，为伸张正义、反击右翼挑衅，88岁的东史郎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也聚集在该“和平中心”的大门外，冒雨举行“沉默的抗议”活动……

　　声援与抗议的浪潮，迸发在刻骨铭心记忆着“南京大屠杀”灾难的土地上。东京和大坂的消息传来，正值南京市政协十届四次全委会召开期间。由新闻出版文化界的政协委员们发起，当天下午即在钟山宾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南京市各界人士声援东史郎正义斗争、强烈抗议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不公正判决、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座谈会。会上群情激愤，发言踊跃。政协委员、当时还是南京民族乐团副团长的雷建功，在发言中特别提到：身为一名文艺工作者，面对今天还有人为六十多年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翻案，迫切感到肩头的责任重大。他说，许多年来，文学、电影和美术工作者为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题材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但同样题材的音乐作品却很少；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用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又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来讲述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奠祭牺牲者、谴责侵略者，唤起世人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信念与决心，这个“当务之急”已摆在我们音乐工作者的面前。

　　1946年出生于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雷建功，一米八的个头，人称“大雷”，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笙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13岁进徐州戏校器乐班学笙、18岁进徐州文工团担任演奏员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1987年调入南京参与组建南京民族乐团以来，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他非常重视艺术生产的“原创性”，该团先后创作与整理的曲目近百首之多，他自己的“保留节目”、深受听众欢迎的笙独奏曲《静夜思》，就是他和作曲家肖江根据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诗意境又结合笙演奏的特点及相关传统曲调共同创作出来的。近十多年里，南京民族乐团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以音乐为媒介，接触过从政府首脑到平民百姓的各阶层人士，他亲身感受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传播悠久而灿烂的东方文明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推崇。这一切都鼓舞和激励着他去攀登中国民族音乐的新高峰，组织创作一部史诗性又充满时代感的民族交响乐，让它从“金陵乐府”走向世界——这个蛰伏在大雷胸中的宏愿，真像是紫金山麓的早春红梅，迎着新世纪里的第一场风雪，不畏严寒地灼灼开放了。

　　然而，要把愿望变成现实，对于建团时间不长、人手短缺、各方面都还有待增强的南京民族乐团来说，谈何容易！雷建功是个明白人，他善于汲取和博采众长，也很会等待和把握时机。他首先在同界别的政协委员中找到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和我，加上本团特聘的艺术指导兼首席指挥石中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组成了一个顾问班子，研究创作选题，寻找合作伙伴。通过长期考察与多方了解，一个作曲家的名字被他“锁定目标”：这便是多年来以鲜明的中国风、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创作个性震撼当代乐坛、风靡海内外的作曲高手赵季平！

　　俗话说，机会总会来找“有准备的人”。一年之后，已是南京民族乐团团长的雷建功，刚走马上任，便遇到了南京市属文艺团体制订三年发展规划的良机。他在亲手拟订送呈市文化局的工作报告上，列入了“创作一台《和平颂》专题音乐会”的计划，以“正视历史，呼唤和平，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为该创作项目的主要内容，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强烈的震撼力”和“深切的感召力”为其总体要求；并在送审表格的“作曲”栏内填上了“赵季平”的名字。这项计划，很快就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为了征得作曲家本人的同意，雷建功在2001年4月下旬去北京同赵季平第一次见面。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赵季平住在亚运村附近的名人大酒店里，为北京歌舞团的大型舞剧《情天恨海圆明园》赶写乐谱。他是个大忙人，除担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的本职工作外，约他为电影、电视剧、歌剧、舞剧等各类作曲的事情终年不断。雷建功通过赵的同乡好友、中国电影乐团指挥张列的介绍，去拜访这位仰慕已久的乐坛大家。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陈述了“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性和初步设想。赵季平静静地听着，不知是大雷的陈词有力和千里迢迢约稿的热忱，感动了这位外表沉静、内心热烈的作曲家，还是赵季平手边正在创作的同样也是反映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苦难历史的舞剧音乐也容易使他进入“规定情景”，总之听完来访者的话，赵季平几乎没有迟疑，就点头答应了。他在雷建功递上的那份有关《和平颂》申报表格的“专家论证”栏内，写下自己的意见：“此创意很好！具有很深的内涵，我对此很感兴趣”，并签名和留下日期：“赵季平 2001、4、23”——这一天，是渡江胜利、南京解放的纪念日，是南京人最熟悉和引以自豪的日子，因此，雷建功也记得特别清楚。

　　更让大雷高兴和放心的是，在同这位国内外素享盛名、人气极旺的作曲名家谈到签约创作的报酬时，赵季平含笑挥手，真诚地表示：写这样的题材，悼念30万亡灵，呼唤世界的和平，他不会计较报酬。他将以艺术家的良知来投入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身患癌症的赵季平夫人孙玲在病榻上自责：“都怪我拖了他后腿，耽误他做最想做、也最有意义的事情。”

　　1945年生于甘肃平凉、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1978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的赵季平，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为《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以及《水浒传》、《笑傲江湖》、《大宅门》等许多著名影视作品所写的乐曲与主题歌。其实，他雄厚的创作实力和艺术才华远不局限于此，而是几乎涵盖了音乐创作的各个领域：从戏曲音乐、艺术歌曲、歌剧、舞剧，到民族管弦乐、交响音乐……这位荣任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作曲家，可以说样样拿得起，无一不出彩。

　　雷建功最早也是从《黄土地》电影音乐上认识赵季平的，那满山满谷由唢呐与打击乐合奏出来的高亢与激越，那流淌着鲜明画面感和浓烈生活气息的不尽旋律，深深吸引了他；凭着音乐人的直觉和悟性，从此对赵季平的作品产生了“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还在灯火阑珊处”的好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大雷同曾在赵季平手下工作过的张列交了朋友。从张列那里不仅了解到赵季平的创作情况，更知道他出身丹青世家，其父赵望云是著名的长安画派创始人，家庭的艺术熏陶、扎实的专业功底、超乎寻常的禀赋和努力，造就了这位“音乐奇才”(陈凯歌语)。尤其让大雷心仪的是，张列介绍赵季平为人严谨、正直，说他是一个埋头干事业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西北汉子，忠厚、质朴，非常好相处。正是这一切，让同样对音乐事业有执着追求，敏锐、细致又勇于拼搏的大雷，看好了这位素昧平生的作曲家，“有缘千里来相会”，顺利地确定了合作关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赵季平答应雷建功的邀约没有多久，大雷回到南京为作曲家创作《和平颂》做进一步筹备工作时，一件让大家都想不到、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赵季平的夫人，与他相濡以沫三十载的爱妻孙玲，在北京被确诊为肺癌，而且到了晚期！

　　孙玲是赵季平就读西安音乐学院时的附中毕业生。秀外慧中、专修大提琴的她，同作曲系高材生赵季平相识、相恋于“文革”时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孙玲被分配到陕北宜川，又辗转到了贵州遵义，在那里不幸得了肺病，人瘦得只剩七十来斤。为了不影响季平的前程，她有意回避心上人，但对孙玲早已情有独钟的赵季平却“穷追不舍”，他不仅主动照料回西安休养的孙玲并为其安排专业进修，还远赴遵义去为她的调动而四处奔走。爱心加痴情得到回报，恢复健康的孙玲和赵季平于1971年喜结连理，一年之后他们的独生子赵林出生时，孙玲也调回了西安。从此后，小季平四岁的孙玲，成了三口之家的顶梁柱，她全力支持一心扑在作曲事业上的丈夫，不仅是他生活上的贤内助，也是他工作上的好帮手。用赵季平本人的话来说，“孙玲的音乐感觉特别棒，我所有的东西，她都是第一听众，她是我创作上的幸运之神”。

　　正当赵季平的音乐创作如日中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爱子赵林也在中国乐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孙玲身患重症犹如晴天霹雳，赵季平立刻放下舞剧《情天恨海圆明园》的音乐创作，跑遍京城内外寻诊问药，他为妻子身陷重症焦急忧虑，也为没有能关心和照顾好她的身体而自责。孙玲却始终以丈夫的工作为重，当她被安排住进位于通县的肿瘤医院后，总是催促赵季平：“你也不能代替我生病呀，既答应人家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为了让她安心，赵季平硬是兼顾两头：每天上午在昌平儿子家中写乐谱，下午去医院照料妻子，两地百十里路，每天一个来回。

　　雷建功得知赵季平夫人生病的消息后，即同作曲家本人联系，探询孙玲的病情，传递南京方面有关治疗此症的信息。没有多久，大雷专程赴京，登门看望病人。那时孙玲已住在儿子家准备转院，第一次见面，病中的孙玲就诚恳地对大雷说：

　　“都怪我不好，拖了他后腿，耽误他做最想做、也最该做的事情。”

　　因为孙玲深知“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在国人心目中的份量，对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的挑战。她还告诉来客：这几年赵季平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儿子赵林也有了出息。她盼着自己的病早点好，不致过多地分散父子俩的精力，真想看到他们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特别是像《和平颂》“这样最有意义的作品”。

　　大雷安慰着赵季平夫妇，他带去近两千元的蜂王浆干冻粉。他对孙玲说，任何时候都欢迎她到南京来养病和休息。赵季平告诉雷建功，妻子的病使他的内心饱受煎熬，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炼狱”里完成那部舞剧的音乐创作的，他把对妻子的情感和孙玲这一辈子所受的苦痛全都倾诉进去了。几个月后，《情天恨海圆明园》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大雷从报纸上读到演出成功的消息，后来还得知孙玲抱病观看演出，她被剧情和丈夫的音乐打动，几次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但孙玲的病情并未好转。随后一年多时间里，赵季平领着妻子四处求医，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和最先进的疗法，包括去山东某医院动手术，不知忍受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赵季平创作日程表上排满了的任务，也一项一项地耽搁下来。

　　2002年7月，雷建功再次进京探望，住在中日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的孙玲已消瘦得看不见被褥间的形体。当大雷将一个系着祝福语的大花篮送到病床前，她说话很吃力，一双大眼睛却还是那样明亮，向远来的客人微笑着，目光里似乎含着无奈和歉意，好像又在说“都怪我这个病……”

　　赵季平悄悄告诉大雷：“癌细胞已扩散到头部和骨头里，疼呵，每天靠打杜冷丁止疼，加上不停地按摩，只见她一身汗一身汗的，还是一声不吭地忍耐着。”细心的大雷还发现，病床前的小柜上有一本赵季平手书的护理日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孙玲每天的服药量、进食情况和身体的症侯反应，就像是作曲家笔下饱蘸心血和汗水的“总谱”，记录下了不屈的生命在至爱亲情的支撑下与死神抗争的跫音。

　　雷建功也听说，就在这些最后的时日里，孙玲所牵挂的仍然是父子俩的事业。多亏她的敦促，早就列入赵季平工作计划的《天下粮仓》和《美丽的大脚》这两部影视作品的音乐才得以完成；孙玲还再三叮嘱他：“快把南京的那个作品搞出来，那么重大的题材，千万不要耽误了人家”。儿子赵林为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配乐，遇到了困难，一时很苦恼。孙玲知道了，对他说：“人生有两种磨难，一种是肉体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我要战胜肉体的痛苦。你呢，精神上的磨难更难，但你一定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

　　令人扼腕的是，孙玲连当年金鸡奖颁奖晚会上他们父子俩双双被提名的喜讯也没有能听到。大雷探访后的一个月，这位同病魔斗争到最后一息的坚强女性，倒在了泪水满面、大声呼喊着“孙玲，醒醒呀，孙玲！”的丈夫怀中，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作曲家采风南京。李源潮关心《和平颂》创作，一部“纪念碑”式的音乐作品在艰难孕育中……

　　2002年9月27日上午，赵季平应南京民族乐团之约，从西安飞抵虎踞龙盘之城。

　　当天下午，他就由雷建功陪同，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观看了该团为第二届南京文化艺术节举行的专场演出。这是他同这个正式编制只有25人的市属文艺团体的第一次接触，虽说这支规模不大、也比较年轻的演奏队伍，就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准而言，同他想像中将来举办交响乐音乐会所应具备的条件还有一定差距，但他得知为了胜任大型交响乐演出，南京民族乐团正在人才培养、技术装备和组织建设上狠下功夫，争取在一两年内有较大的变化和提高；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建立一种比较灵活的机制，随时能从在宁的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中调集一批业务骨干，这也大大拓宽了筹备二度创作的路子。

　　抵宁的第二天早晨，大雷就领着赵季平在南京城内外四处走动。从气薄云天的中山陵和紫金山天文台，到跨越天堑的长江大桥、南京二桥；从秦淮河边的夫子庙、中华门，到饱经沧桑的明孝陵、石头城……历尽风雨的古都金陵向他敞开深邃又宽阔的怀抱。行走在依山傍水的南京城墙上，浏览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来自西安的作曲家感受了到眼前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与瑰丽、典雅和厚重。

　　在位于江东门“万人坑”遗址上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赵季平仔细听取了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有关介绍，记录60多年前那场屠城灾难的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无不给他以心灵的震撼。也是在这里，由雷建功主持，《和平颂》的创作参谋班子，包括历史顾问朱成山、指挥石中光和负责撰稿的我在内，同赵季平一起研究了未来交响乐的主体框架和分章提纲。在等待作曲家来宁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已就此数度碰头，准备好一份创作计划书，供赵季平参考，以便于他更快地熟悉情况，进入创作状态。

　　会议是在热烈气氛中进行的。会议结束时，朱成山将一大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交给作曲家，并请他在纪念馆的一本纪念册上题词。赵季平思忖片刻，挥写下“放飞白鸽”四个笔划流利的大字——此刻，在他心中涌动的大概已是未来乐曲的第一串音符了吧？

　　赵季平在宁采风期间，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为关心和支持民族交响乐《和平颂》的创作，从百忙中抽空，同作曲家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交谈。曾在文化部工作的李源潮同赵季平是老朋友了。当赵季平、雷建功跟着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一起走进李书记的办公室，源潮同志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很快就切入“正题”。

　　李源潮说，南京大屠杀是个大悲剧，有着广泛的国内外影响。这个严肃的题材、重大的题材，要写就得写好它，要写就写得大一些，要有气质、气派，要有震撼力，要写成音乐界的纪念碑。

　　接着，他强调乐曲要有中国风格，以民族器乐为主，也可以吸纳别的乐器进来。一切为了主题的表现和丰富和声的效果。关于作品的结构，他提出四个乐章的设想：

　　第一乐章，写南京的文化史。南京历史悠久，三国时期东吴就在这里建都。六朝古都，十代都会，明朝更是个盛世王朝，南京成了当时世界知名的大都市。南京出过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孙中山任临时大大总统的国民政府第一个推翻封建王朝。历史过程有盛有衰，总体来说，南京地区是一幅美丽的历史篇章。要把第一乐章写得美一点，旋律要好听。只有好听，老百姓才会喜欢；只有好听才能传世。

　　第二乐章，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写日本侵略军的残暴。怎么个写法，要考虑好。要写出人们为了生命的权力进行的抗争，要写人性的呼唤。乐曲要力求写的感人。

　　第三乐章，写中国人民胜利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要反思，我们为什么被人家侵略，不要简单地描写抗日战争，要用音乐的形象表现人民的战争、人民的喜悦、南京的胜利、南京的变化。

　　第四乐章，写和平颂。永恒的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我们需要和平，我们要创造和平。我建议，这个乐章要采用最好听的曲调来写。

　　李源潮还说，这是个标题作品，一定要写好、创作好，多想想办法，在出新上下点功夫。一定要把主题音乐的旋律选好、写好，要好好研究一下音乐素材，比较和谐地利用起来，构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整体。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紧密围绕着一项重点艺术工程展开，在一个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的工作日程表上，恐怕还是很少有的事情。这次谈话，不仅给作曲家的创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也给具体负责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很大的鼓舞。

　　赵季平带着首次采风的收获和南京方面的期待回到西安的家。在此后的许多天里，《和平颂》的创作并没有能够立刻上马，一方面是孙玲走后留下的失落和悲伤，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他的情绪，另一方面，日常工作和其他事务的繁忙，也常常使他脱不开身。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毕竟是一部涵盖面广、份量很重，需要深刻感受和精心构思的大作品。即使像赵季平这样的作曲高手，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生活素材，尽可能多地从已住的艺术经验中汲取养分，进行更充分的酝酿与探求。没有“怀胎十月”，哪有“一朝分娩”。

　　踏破铁鞋无觅处。历史顾问朱成山的一番谈话，冲开了“乐坛神笔”赵季平创作灵感的闸门……

　　“磨刀不误砍柴功”。就在雷建功加紧“练兵”、为日后交响乐演出作积极准备的时候，从“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一个对音乐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喜讯：邀请南京民族乐团去“金色大厅”举办2004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这个新的演出任务，激起了全团上下的创作热情，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该团更新装备和壮大队伍送来了“及时雨”，也是他们在投入民族交响乐《和平颂》演出前一次跻身国际乐坛的“热身活动”。

　　2003年夏天，赵季平再次专程来到南京。他此行的任务有二，一是协助和指导南京民族乐团的业务考核，二是继续深入探讨交响乐《和平颂》创作方面的问题。与一年前他看到的南京民族乐团的那场演出相比，如今该团的各类曲目和各位演奏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提高。一连几天，赵季平和雷建功、石中光等专家和领导，坐在南京民族乐团的排练场上观看新老团员们一个个“过堂”，边考核、边辅导，给几个月后赴“金色大厅”的演出把关，也为组建今后的交响乐演奏队伍奠定基础。

　　在赵季平下榻的坐落东郊风景区的一家宾馆里，由文化局领导主持，雷建功再次召集了有关《和平颂》创作的座谈会，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为作曲家打造作品出谋划策。如果说，去年秋天的采风中，赵季平才刚刚进入情况，对这个反映历史悲剧、抒写时代主旋的创作课题，还缺少足够的把握的话，差不多一年后的今天，他已经向那段岁月的逝波不知“回溯”了多少次，大大缩短了同“自由王国”的距离。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还没有能从眼前这座城市灾难深重的记忆里，寻找到一条通向过去、联系现实和面对未来的多维“管道”——它既关系到整个作品的主题凸显和形式定位，也是作曲家在艺术创造的天地里驰骋想像的突破口和内心情感的导火索。从接触《和平颂》创作素材的第一天起，这位创作过无数优美旋律和经典曲调的艺术家就为此苦苦地寻觅着。

　　因此，他才抱着很大的期待，认真听取每一位与会者的发言，尤其是历史顾问、对“南京大屠杀”史实做过深入调查研究、一直站在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最前沿的朱成山馆长的一番话，引起赵季平的特别注意。

　　朱成山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古都金陵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和沧桑历史的见证，她既是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条大江。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后，大批难民和溃退的中国军人被驱赶到了城北的长江边，在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中山码头等地，有十五万多人被日本兵集体屠杀。残无人道的侵略者以机枪扫射被捆绑的群众，还倒上汽油焚尸灭迹，弥漫的浓烟搅得天昏地暗，无数尸体漂浮江面，许多受伤的同胞在波浪中挣扎，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写南京大屠杀，一定得把这段不能遗忘的苦难写进去！大江里流淌的，是南京人民的血泪，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愤——”

　　朱成山说到这里，听得入神的赵季平仿佛被电光火石击中了某个穴位似的，兴奋地拍着大腿叫起来：“有了！有了！”

　　大家惊奇地望着平素难得形喜于色的作曲家，只见刚才还为《和平颂》这个交响乐的标题应该如何拓展和具体化而伤脑筋的他，此刻“豁然开朗”，一字一顿地接着“有了”的话头说：“大江、金陵；金陵、大江！这部交响乐写的就是‘金陵·大江·和平颂’，没有这几个着力点，就拎不起全盘；而贯通一气的，还是流淌不尽的‘大江’！”

　　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从两年前大雷动议创作《和平颂》，到去年秋冬几次有关创作计划的讨论，都曾就四个乐章如何安排向赵季平提出建议。乐章的标题分别以“古都”、“国殇”、“江问”和“安魂”名之，也设想了各章的分工和联系，但对长江这个贯穿古往今来的华夏血脉、同古都金陵生死与共的“黄金水道”强调不足。而对于这部讲述南京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气势恢宏的民族交响乐来说，还有什么意象系统和信息载体，能够比得上“大江”的丰富和生动，既有艺术形象的表现力又极具音乐语言的旋律感呢？

　　“一石击起千层浪”！奔腾万里的“大江”就这样挟带着历史和时代的风雷，势不可当地撞开了来自黄土地的作曲家的“灵感之门”，将蛰伏在他胸中的对于金陵山水形胜的美好印象、古都盛衰兴亡和骚人墨客的吟咏感叹，以及那惨绝人寰的四十多个昼夜的血腥记忆，那场生与死、善与恶、人与兽的大搏斗……全都唤醒、激活了——

　　他仿佛看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大江乳汁，怎样流过这座有两千四百多年履历的世界名城，哺育她壮美的山川和璀璨的文化，滋养她众多的儿女和淳朴的民风。正是这道沟通过去和未来，铭记无数英雄伟业、荡涤千秋情怀的人间天堑，在中华大地上打开了一幅无比壮阔、旖旎又深邃的诗画长卷……

　　他也仿佛看到：历史的脚步怎样在颠簸、迭宕的波峰浪谷间艰难前行。自19世纪中叶，披着文明人外衣的英国炮舰“野蛮访问”以来，扬子江上的暴风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民族危亡的呼号！直到六十多年前那个被“太阳旗”蹂躏的寒冬，松井石根们的疯狂将一座失去了庇护的孤城淹没在血泊之中，秦淮抽泣，长江痛哭；九州失色，举世震惊……

　　——世上哪来这样的灾祸？泱泱华夏怎么会积贫积弱到如此地步？

　　——“一千两百吨人血”岂能白白流淌？怎能让战争幽灵再复活人间？……

　　在这横无际涯、时空交错的一瞬间，情感与神思如江水翻腾的作曲家，似乎也同这千古奔流、澎湃着中华之声、倾诉着民族忧患的万里洪波融为一体，强烈地感受到了金石的撞击、管弦的震颤——那是金陵城下的拍岸涛声和冲天巨浪，伴随着当年无辜涂炭的三十万生灵不甘沉沦的冤魂，向他心中的“交响乐队”呼唤：

　　“给我低音鼓的雷声、大钗上的闪电！”

　　“给我××把唢呐的激越！给我××把二胡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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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赵季平终于在诞生了六朝古乐和江南丝竹的土地上，在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题材所做的深刻回顾中，捕捉到了他为创作交响乐《和平颂》所需要的旋律主线和音乐元素。他压抑不住构思突破的兴奋，整整一个下午和与会同仁切磋着、议论着、推敲着，回旋和激荡在他乐思里的“大江”命题，在这次“神仙会”上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结论是，将原先的四个乐章扩大为五个乐章，每个分章的标题为：《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问》、《和平颂》。

　　赵季平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市文化局长陈梦娟在大雷为客人饯行的席间，笑着对作曲家说：“‘怀胎十月’不容易。赵老师辛苦了，为大作的早日问世，敬您一杯！”

　　天赐“良缘”：西安易俗大剧院的新年音乐会，促成了“两岸三地”民族乐团的首次同台合作

　　2003年岁末，赵季平在西安家中完成了《和平颂》第一、第二乐章。此时，南京民族乐团也在紧张地准备赴维也纳举办春节音乐会。忙得团团转的大雷，仍然牵挂着签约作品的完成和完成后的排练与演出，因为市里已经下达了明年五月在南京“名城会”上首演《和平颂》的任务。时不我待，历时三年的努力，就要在这最后几个月里“毕其功于一役”，向来雷厉风行的他向文化局领导汇报和请示，陈梦娟局长决定亲自同大雷去一趟西安，与作曲家面商有关事宜。

　　对赵季平来说，眼前的这个新旧年之交也很不平常。孙玲离世后，他好容易才从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将对爱妻的思念化成了创作的动力和绵绵的乐思，也用拼命工作来排解孤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南京回来后，《和平颂》的写作进行得很顺利，同时他还为年底在西安举行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作准备。这次音乐会是他多年来在民族音乐创作上追求、探索的一次全方位总结，也是他同有“世界顶级中乐团”之誉的香港中乐团长期合作和不断积累的成果。早在当年春天，就在港岛演出，轰动香江；回到古城西安作为“新年音乐会”同乡亲们见面，自然意义更不一般。12月29日的西安晚报上，是这样报道演出盛况的：

　　昨晚，西安易俗大剧院充满高雅艺术的气息，古城乐迷企盼多日的“乐坛神笔——赵季平经典民乐作品音乐会”在这里奏响。世界顶级乐团——香港中乐团80多位演奏家在阎惠昌指挥下，精彩演绎出赵季平民族音乐的精华和神韵，而赵季平的亲自执棒则为音乐会增添亮丽色彩，音乐会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专程来西安的陈梦娟和雷建功，接受赵季平的邀请，也观看了这场演出。演出结束后，赵季平向他们介绍了来自“东方之珠”的艺术家们——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阎惠昌和他的同事们。雷建功还在前来观看演出的远道客人中，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台北市国乐团的顾问陈绍基先生。两岸三地的民族音乐界人士相聚，不仅有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更有“国乐”这样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将他们的事业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外亲切和投缘。

　　赵季平知道南京方面的来意，一是“催稿”，二是商议稿成后的排练和演出。因为此时《和平颂》的创作已在他心中酝酿成熟，对于未来演出的规模也有了具体的设想，凭着他多年来与国内外各个乐团合作的经验，以及这两年来对于南京民族乐团的考察和了解，一个大胆的想法跳进他的脑海：让他所熟悉又是“顶尖级”的香港中乐团来协同南京的同行们，不是一个好主意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乐团一起上！”

　　早在《和平颂》创意之初，雷建功就同艺术指导、首席指挥石中光等人说过，这部交响乐创作成功，不仅要在南京、北京上演，还应该到台北、香港等更多的地方上演，因为它表达的是炎黄子孙和全球华人的心声。当赵季平把同香港中乐团合作的建议提给他后，大雷不仅“一拍即合”，而且想到“两岸三地”这个看似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组合”：南京、香港、台北的民族音乐人正在古城西安聚首。如果在宁港两团之外，再加上一个台北国乐团，实现两岸三地民族乐团的首次同台演出，将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创举！

　　大雷立刻向同来的陈梦娟局长汇报和请示。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陈梦娟是一位非常干练的领导，对市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程”立项的《和平颂》高度重视，也十分清楚作为明年五月南京“名城会”上的“主打节目”，它的演出应该具有怎样的规模和实力、展现怎样的内涵和风采，因此她当即拍板，接受了赵季平和雷建功的建议，向同在西安的香港中乐团和台北国乐团的两位负责人发出了邀请。

　　香港的阎惠昌先生是赵季平多年好友，早已从作曲家那里知道《和平颂》的创作，他欣然接受邀请，表示将率全团80多名演奏家来宁参加演出。台北的陈绍箕先生则表示，他回去后会和同事们商量，争取实现这样一次有特殊意义的合作。他的态度同样是积极的，但由于正值台湾岛内“大选在即”的非常时期，台北的同行们在审批签证和演出筹备方面还有一定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派出了一支由副团长郭玉茹领队、18名演奏家组成的精干队伍。

　　转眼过了新年。2004年3月中下旬，赵季平完成了《和平颂》的全部创作。3月26日，雷建功赶赴西安去接收乐稿，这是他自同作曲家签约以来第八次登门造访。当大雷将厚厚两大卷交响乐总谱捧在手中的时候，真有怀抱一个呱呱落地的新生儿的喜悦，同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肩头的重量，因为对于他这位《和平颂》创作和演出的统筹人来说，作曲任务的完成，正意味着排练和演出工作的上马，“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4月5日，赵季平来到南京，阎惠昌也于同一天从香港飞来，当晚就会同雷建功、石中光和市局艺术处长焦蕴华等研究有关组织和内外协调等事项。第二天，在位于新街口的南京民族乐团驻地“金陵乐府”内，作曲家和指挥家们为该团进行了第一次读谱试排。

　　4月26日，香港国乐团全体演奏员和台北国乐团的同仁们，如期抵宁。

　　4月27日上午，三团160名演奏家，和南艺爱乐合唱团、九中合唱团80名合唱队员，在石中光、阎惠昌两位指挥家的带领下，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剧场内开始了第一次正式排练，赵季平本人也坐在观众席上担任指导。

　　接连两天，这240人的队伍在扩大了舞台面积的大剧场内，排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市最大阵容的一次民乐演出”、“两岸三地民族乐团同台合作，共奏《和平颂》”——这是当时市文化局局长陈梦娟在对外发布有关南京“名城会”文艺演出预告中的用语，也成了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为海内外所瞩目的新闻标题。

　　在这段紧张排练的时日里，我看到雷建功明显地消瘦下来。奔忙于排练场内外，数不清的事务缠身、各种复杂关系需要协调、许多棘手问题亟待处理，向来精神抖擞的大雷竟也现出了疲惫之色。不过一提到即将登台的“天作之合”，他又亢奋起来，深有体会地说：

　　“如果没有赵季平在西安举行‘新年音乐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没有省里市里的支持，不是陈局长亲自赴会，及时做好组织工作，《和平颂》开创‘两岸三地’同台演出的纪录，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得以实现，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历史文化名城，呼唤当代文化艺术精品——让“黄钟大吕”从“金陵乐府”走向世界

　　2004年春天，对于南京民族乐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丰收季节。冰雪未融、寒梅正俏的早春二月，该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金陵寻梦——猴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有评论说，自1998年以来，连续七个“中国年”都有来自神州的民族乐团在那里献演，数今年的反响最为热烈。当地音乐界权威人士称赞：“来自世界名曲《茉莉花》故乡的南京民乐团，带来了迷人的江南风情和古都特色，表现出了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又充满了现代活力的东方神韵”。

　　盛春时节的钟山脚下，花团锦簇的红五月里，在为时七天、汇集了各国优秀文艺展演节目的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上，由南京民族乐团联袂香港中乐团、台北国乐团演出的《和平颂》交响乐，深深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中外嘉宾，激起听众们的强烈共鸣，成了最为轰动的音乐盛典。当时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赵季平警世之作——〈和平颂〉在南京隆重上演》为题，做了这样的报道：

　　　 5月1日、2日，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在南京隆重上演。这是赵季平为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9周年与南京民族乐团的签约作品。当晚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由南京、香港、台北160位演奏家和80人的合唱队联袂演出，指挥家石中光和阎惠昌执棒。

　　《和平颂》由五个乐章组成，以宏观的构架，细腻的描述，诚挚的祈祝为主旨，成功表达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呼唤世界和平的人文精神。第一乐章大气舒展的旋律，仿佛将听众置身于万里浩荡的扬子江边、金陵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故都氛围。中间三个乐章为中国乐器表达乐曲的内涵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琵琶、中阮、大阮温敦柔曼的音色表现妇女控诉日寇的野蛮暴行，如泣如诉。高胡、二胡挥洒的长弓浸透呼号般抗争的意绪。弦乐组在各乐器上以赋格手法将国人义愤填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概予以充分的展露。当第五乐章中呼唤和平的钟声朗朗奏响的时候，天使般纯洁的童声徐徐升腾，继而汇入众声的中国歌谣“茉莉花”的主题，在主题变化的恢宏壮丽的气势中，音乐推向高潮，以震撼人心的效果，警醒世人以史为鉴，昭示人类进步，呼唤世界永久和平。指挥家阎惠昌将前三个乐章处理得内蕴、细腻，以洒脱精到的乐意理解诠释作品的布局与配器。石中光指挥第四、第五乐章激情昂扬，大幅的强弱对比，乐曲高潮处轰然磅礴，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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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好评和赞誉，《和平颂》的创作和组织者们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对雷建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部签约巨作的完成，是南京民族乐团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两为”方向指引下，响应“建设文化南京，创造文化精品”号召的勇敢实践，是在省委、市委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多方合作，“小团办大事”的成果。南京的历史文化给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广阔的创造空间。南京民族乐团不仅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重视发展和创新，对以民族音乐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和重大主题更表现出了高度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并取得引人注目的业绩。他们在竞争激烈又充满机遇的今天，超常规地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突破，无疑也为所有决心干事业成大器者，提供了值得总结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民族交响乐《和平颂》的创作与演出，是南京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投入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项艺术生产，可谓市委、市政府实施“文化战略”的大手笔。这部表现南京历史题材、凝聚四海人心的民族交响乐的“应运而生”，生动地表明：南京要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在努力弘扬优秀传统和“昔日辉煌”的同时，还必须下大力气，真抓实干，创造出与“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相称的当代文化艺术精品，真正能叫得响并能够传之久远、具有“品牌效应”的经典之作。组织《和平颂》创作和“两岸三地”联手演奏，令许多有识之士为南京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们的创意与远见喝采。彻底打破“文化闭关主义”、消除和克服长期束缚南京文化生产力的落后、保守和盲目自大等观念，在新一轮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鼓励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求全方位和整体性的提升，这也是《和平颂》的诞生所给予南京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对于作曲家赵季平来说，《和平颂》是他从事音乐创作以来“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在民族交响乐创作上“期望值”最高的一部。他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对“南京这次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赞不绝口，并表示“名城会”上的首演成功，只是为《和平颂》开了个好头。他打算对《和平颂》再作进一步修改，特别是加强结尾的合唱部分，让整部作品更具气势。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他希望南京民乐团能联合香港中乐团、北京民乐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一场《和平颂》。

　　有人说，“西方乐坛上出了《欢乐颂》，现在东方乐坛上有了《和平颂》”。我不知道这样的类比是否恰当，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并期待着：作为一部已经产生了重大社会反响、仍在打磨以求提升的民族交响乐新作，《和平颂》一定能像鲁迅先生在其不朽的文论《摩罗诗力说》中所昭示的那样，以一种“美善刚健”的“至诚之声”贡献于人类，为21世纪的世界交响乐坛，敲响来自扬子江边金陵古城的“黄钟大吕”！

　　(2004年“八一五”胜利日之后，成稿于南京)

　　本文作者系南京市文联原副主席、作家、诗人，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