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两国青年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谈起

　　朱成山

　　非常感谢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馆长安斋育郎先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久负盛名有着浓厚人文气息的立命馆大学，与各位尊敬的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探讨“亚洲和平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十分有意义的命题，并以此进一步推动亚洲和平的构建与发展。

　　一、博物馆及其和平博物馆之考证

　　中文的“博物馆”一名，译自西文。西文中博物馆的字源，如Museum(英)、Musee(法)、Mseum(德)、Museo(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Музей(俄)等各国文字，都来源于希腊文Mouseion。Mouseion原意为艺术之神的座位(A seat of the muses)，或为受Muses鼓舞而产生的艺术品。十七世纪牛津大学阿莫林博物馆建立，Museum才成为各类博物馆的通用名称。

　　早在195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和日本制定的博物馆法，对博物馆分别作出如下定义：

　　“博物馆是运用各种方法保管和研究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品，以及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资料和标本，供观众欣赏、教育而公开开放为目的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系指收集、保管(包括培育)、陈列展出有关历史、艺术、民俗、产业、自然科学等资料，从教育角度，以供一般民众提高文化教养、调查研究、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机构”

　　中国对博物馆的定义是“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

　　上述的几种定义虽然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表明了构成博物馆的三个基本属性：实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依据对上述定义的理解，我认为：博物馆是对文化标本进行收集、保藏、研究、陈列、传播文化科学信息，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

　　那么，什么是和平博物馆呢？我查遍了有关的资料，无论是按国际博协通常的五分法(历史、艺术、科学、综合、其它)，还是中国的五分法(历史、纪念、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综合)，抑或日本的十分法(综合、乡土、美术、历史、自然史、理工、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动水植)，均没有发现有现成的分类和定义。

　　我以为，从世界上现有的各类和平博物馆陈列的内容上来看，把和平博物馆归纳到历史博物馆系列较为合适。换言之，一些历史博物馆不管它的称谓上是否有“和平”二字，实际上也是和平博物馆。当然，它陈列的内容和主题应该是“为了和平”。

　　二、中日两国陈列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和平博物馆之比较

　　由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军侵略一系列暴行中最突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分别作为专案审理和判决，作为反对战争对平民和“俘虏”犯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谋求和平，并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而被历史铭记。迄今为止，中日两国有10多座“和平博物馆”陈列有这段历史的内容。

　　从中国来看，专史陈列这段历史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南京馆”)。南京馆建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以及万名遇难者遗体掩埋的遗址之上，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建成开放，是一座以史料、文物、建筑特色、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专史陈列馆，也是一座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和平博物馆”。此外，1987年建立在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2年建立在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以及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也有部分内容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从日本来看，专门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展馆，是埼玉县的“南京大虐杀祈念慰灵——翁抗日反战美术馆”，这座面积只有66平方米的私立博物馆，专门展示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和绘画，是一座面积虽小却反映了日本民众良知和正确历史认知的“和平博物馆”。此外，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长崎冈正治和平资料馆、堺市人权资料馆等，也分别从反思日本战时加害的角度，陈列着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部分历史照片及资料，基于尊重历史事实，在具有正义、良知和勇气的实际行动中实践和平的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广岛和长崎原爆资料馆的陈列中，虽然也有“南京事件”的内容陈列，但充其量只是“皇军占领南京”、“南京市民受安全区保护”等寥寥几张历史照片，没有展示历史的真相。所以，我称广岛和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和平观，是建立在原爆受害和反核基础上的片面历史观之上的和平观，或者说是建筑在宣扬受害历史基础上的狭隘的和平观，是一种日本人自我欣赏但难以取得亚洲各受害邻国共鸣的偏差或脆弱的和平观。

　　从上述的比较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疑问：为何同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两国的陈列中有着不同的对待呢？我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战时加害历史的认知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对日本政府和大多数国民来说，缺乏一种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勇气，加之惧怕于右翼势力的恐吓，使广岛、长崎原爆资料馆这样在国际上和在日本国内有影响力的和平博物馆，长期以来不敢突破“加害历史展示”的底线，不仅展示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其对日本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三、中日两国青年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认知的差异、原因及其解决之办法。

　　中国青年报曾作抽样问卷调查，当问到“‘日本’二字最易使您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中国青年人达83.9%。去年9月7日—10月5日，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27份问卷调查中，有83.2%的青年表示“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不会有好印象”，中国青年对日印象变坏。据说，在日本的青年人中，也出现了对中国印象变坏的趋势。这种状况令人深思。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两国青年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认知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抵触的程度越来越深？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因为无论中日两国友好的构建与承继，还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构建与发展，都要靠青年一代，青年人是世界的未来。在我担任南京馆馆长10多年期间，有许多位日本友人向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质问：“你们将惨不忍睹的历史照片陈列出来，会不会引起中国青少年仇视日本人，影响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每每回答这个问题时，我首先会反问：“请问广岛和长崎原爆资料馆那样大规模地、立体地、全方位地展示原爆历史，会不会引起日本青年人仇视美国人，影响日美关系？”他们摇头作答。其次我也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我们陈列历史的目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同时告诉中国的青少年这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造成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如广岛、长崎原爆受害和东京、名古屋大轰炸受害等等。实践证明，我们教育的效果是好的，那么多的日本人在南京经商、游业、留学，均受到礼遇便是最好的例证，现在的南京人并不仇视现在的日本人便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国青年人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对日本人有意见呢？主要是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态度，如小泉首相执意参拜供奉有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一个接一个日本政要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日本文教科学省批准右翼编纂的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教科书，等等，这些事端通过媒体的传播，激怒了中国的青年人，影响了日本人在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形象，把日本人不谢罪、不反省、不诚实的思维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青年人当中，由于战后日本的不当教育，使日本青年人与亚洲各受害邻国青年人历史认知的落差越来越大，由于对历史的无知和缺乏，他们抱怨受害国怎么老是揪着历史问题不放，甚至于相信右翼势力的言论，是受害国“虚构的”、“夸大的”历史谎言，使中日两国青年人在历史认知上的差距与分歧呈扩大的趋势，这是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危险信号。实际上，它是中日关系现状的一个缩影：“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人员往来有增无减，然而，与这种‘亲密’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人民对于对方国家的印象却每况愈下，两国间的问题如同一座座火山时有喷发。”究其根本原因，中日之间缺乏真正的相互信赖与相互理解。

　　如何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认知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呢？我以为：

　　第一、中日之间历史问题说到底是个认识、认知问题，端正历史认知十分重要。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日本应该正视历史，这是顺利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20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拯救那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够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不能讳言，日本虽然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也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必不可免地要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也包括对民族自身历史弱点的自救，不无痛苦地来完成。因此，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决不应该只属于日本。通过大屠杀事件做出的检讨，应该扩大为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反省。

　　第二、中日两国都要以健康的心态看待和解决历史问题，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关系。从政治层面上看，目前中日之间有三个主要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历史问题。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也不能永远束缚在历史的“死结”之中。中国人对日本应“记史不添恨”，而日本人对中国应“真诚地谢罪”，真正地放下“历史包袱”。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黄枝连教授指出，21世纪前50年，正值日本进入“第三次现代化运动”，“中国经济因素”是否介入将是其成功的关键。如果中日两国的政治“冬天”持续下去，不仅会恶化政治层面的关系，也会扭曲中日民间沟通，加深人民之间的误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便是两国的经贸关系，日本的“第三次现代化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失败。

　　第三、突破“心理失衡”的障碍，建立和平、合作与稳定的新型中日关系。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研究员撰文指出：“在近代历史中，相当一个时期是强大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现在是一种‘强日本、大中国’的局面，将来则会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加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格局。目前的局面还要加上一个经济上缓行的日本和快走的中国，这必然会在中日两国国民中产生心理失衡。由于历史、文化和其他的原因，许多中国人往往以一种不信任的心态看待日本的实力和行为，对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担心和疑虑仍然存在。许多日本人也总是以一种复杂，甚至是一种敌意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必然是一个威胁。这样的心理障碍使得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合作、扩大交流来克服这种障碍，使中日关系走出‘近邻而疏远’的阴影。”

　　四、南京馆在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方面所作之努力

　　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建馆指针，南京馆在建馆19年来 ，为促进中日友好与和平发展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主要有：

　　1、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建馆以来，南京馆共接待观众达97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约600多万人次，通过参观展览，组织开展铭记历史活动等形式，告诉人们历史上曾发生的悲剧，教育人们战争的恐怖，和平的可贵，警示人们不忘历史的教训，珍爱和平的生活，努力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为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材，发挥了以史育人的功能和作用。

　　2、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交流，成为从事国际和平活动的一扇重要窗口。建馆以来，南京馆接待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观众，韩、朝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交流与合作，接待日本观众达45万人次，同美、法、德、丹麦、波兰通过交流和共同开展一些活动，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目前，南京已和法国冈城国际和平中心、波兰马伊旦奈特集中营国家历史博物馆、韩国济州4·3研究所、日本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日本长崎冈正治和平资料馆等国际上的和平博物馆，正式建立了友好交流合作关系。

　　3、开展一系列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和平活动，增强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和培养和平观念。近年来，先后开展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活动，发表中国第一座城市和平宣言；开展和平烛光巡游活动，吸引了5万多名南京市民和国际友人共同参与；开展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活动，中日韩118位专家学者和市民运动代表参与，并促成了共同编写《东亚历史》教科书，预计明年春正式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在三国同时出版；还在美国旧金山圣玛利诺大教堂组织开展和平祈祷仪式，吸引不同宗教信仰人们的共同参与；与日本和平之船、南京大屠杀植树访中团、铭心会、教职员工会、东本愿寺佛教访中团等许多日本和平友好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和平活动，增进了解和共识。与此同时 ，还成立了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南京和平鸽艺术团、创作上演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还邀请安斋育郎等5位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5所大学开展国际和平学讲座，将和平学引进中国的高校。这些以和平为主题的活动的开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和平意识，丰富了和平活动的内容，为构建东亚和平做了一些实事。

　　今后，南京馆将矢志不移地继续为推进中日友好与和平合作关系而努力。明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将开展一系列以吸取历史教训，发展和平友好为主题的活动，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和平的阳光普照人间。

　　本文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