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人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后，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76岁的夏淑琴老人站在街边，望着黑色的柏油马路，瘦弱的身躯微微发抖。这是在南京市马道街110号附近，初夏的下午，车水马龙滑过宽阔的路面。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叫做“新路口5号”的地方，是夏淑琴的家。68年前，侵华日军在这里杀死了夏家7口人。

　　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南京大屠杀仅存的证人之一，但近年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一再污蔑她为“假证人”。为此，她和日本人打起了名誉权官司。

　　在中国学者看来，在这场未结的官司背后，站着的是30万以上的大屠杀遇难同胞亡灵，更有中日之间就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的长达68年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为还原历史真相而与日本右翼分子进行交锋的，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普通民众。

　　幸存者被诬做假证

　　1994年8月初的一天，65岁的夏淑琴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我当时心里很害怕。”老人说。

　　“我不是怕坐飞机，我是怕见日本人。”之前，夏淑琴对日本人的记忆只有黄军装、走路时扑扇扑扇的两片帽檐以及枪头上雪亮的刺刀。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夏家9口人吃完早饭，大门外传来了脚踹门的声音。爷爷、奶奶慌乱中把夏淑琴及她的大姐、二姐和四妹藏在被窝里。后来，被子被日本兵掀开，她被连捅三刀。

　　黄昏时分，当这个8岁的女孩醒来，伸手摸到的是爷爷、奶奶的脑浆。15岁的大姐死了，身上没有衣裳，下体里插着一支拐杖。13岁的二姐也死了，衣服也全被撕开。

　　院子中母亲尸体上也没有衣裳，下体插着一个香水瓶子。母亲的旁边，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死在血泊中。父亲则倒在门前。

　　此后6周里，南京数十万平民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夏家的经历被当年在宁的西方人士马吉事后拍下录像，也被写进了著名的《拉贝日记》。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此次赴日的使命，是参加和平集会控诉侵华日军罪行。

　　为此次日本之行，老人特意做了3套新衣服。这是她一生中做新衣服最多的一次。“我家里是穷，但我不想让日本人看笑话，我要体体面面到日本演讲。”此后，夏淑琴和另一位幸存者李秀英曾多次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但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却撰书称她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在律师的帮助下，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了书作者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媒体评价：这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者提起的此类诉讼。开庭的前一夜，夏淑琴一夜未眠，一直在琢磨第二天该怎样在法庭上指控那两个污蔑她的人。

　　“我想过了，我不打他们，不骂他们，就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侮辱(蔑)我是假的？为什么骂我是假的？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要给他们看我身上的3处伤口……”说话时，老人的手将桌子拍得啪啪有声。但这两个日本人最后没有出现在南京的法庭上。

　　另一幸存者李秀英则在日本将这2名日右翼分子告上法庭。那场名誉权官司于今年1月20日终审胜诉，其子女将判决书复印件燃化于李秀英坟前。

　　“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之前，能像李妈妈(李秀英长夏淑琴10岁)一样，告赢这场官司。”夏淑琴红着眼圈说。

　　建馆背后

　　在历史学家孙宅巍看来，两位幸存者的名誉权案，只是中国人与日本右翼分子就南京大屠杀史实进行的无数次交锋中的一部分。

　　孙宅巍现任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65岁的他还清晰地记得，从22年前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转变。

　　1983年12月13日，他被通知到南京市政府开一个会。进了会议室才知道，这是一个名为“南京大屠杀编史”的座谈会。会上还讨论了修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相关事宜。

　　座谈会足足开了3天，从相关官员和其他学者口中，他慢慢弄清了这场座谈会的背景：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日本就一直企图隐瞒真相，否认这一事件。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经过艰难的审理，确认了屠杀事实，并判处了屠杀事件主犯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内的众多战犯死刑。

　　然而，1966年，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祭至日本靖国神社。1972年，日本右翼学者铃木明，在日本一杂志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日右翼分子屡次挑衅，颠倒历史真相，我国政府决定，将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在南京建馆、立碑和修史。”孙宅巍说，以此为标志，国内开始对企图否认历史真相的日本右翼进行第一轮回击。

　　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这是我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专题纪念馆。邓小平亲笔题写了馆名。在此前后，孙宅巍等学者经过历史考证，在南京草鞋峡等17处同胞被屠杀地和丛葬地竖起了纪念碑。

　　在历史研究领域，学者相继修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书，并在市场上发行。

　　而在此之前，国内只有极少数人曾初步研究过南京大屠杀。孙宅巍等学者认为，正是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我们的这些行动用铁的事实回击了日本右翼。在这第一轮历史较量中，可以说我们赢了。”孙宅巍说，从那以后，他转变了学术方向，一直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遇难人数之争

　　8月6日，位于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庄严肃穆。纪念馆入口处的墙壁上，“300000”的数字格外醒目。

　　在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较量中，遇难者的数量是一个格外敏感的话题。为了支持这个数字，中国学者曾花了数年的心血。

　　1983年，中国修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传出后，日右翼针对此馆就史实问题发起第二轮攻击。

　　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几乎将所有南京大屠杀史实歪曲为“虚构的历史”。

　　田中曾是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的部下，书中自述其曾随松井来过中国。1986年1月20日，纪念馆相关负责人给孙宅巍转来一篇文章，系田中正明新抛出的文章——《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所谓“九问”中，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田中正明‘引经据典’说：”当时南京市民20万，防卫队5万，即使一个没剩全杀掉，也只不过是二十几万，为何说杀害了三十几万呢？“孙宅巍和相关学者当时分析认为，这个说法几乎成了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立论根据，绝不能轻视。

　　而在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的相关数字也不统一，除20万(东京审判)以上、30万(南京审判)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史料说10万以上，也有高至40万、50万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拿出研究结论，我们将在较量中处于被动局面。”从1986年开始，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和孙宅巍花了5年时间在这道难题上。

　　孙宅巍知道，他们的研究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1937年侵华日军进入南京时，南京市到底有多少人口。二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到底有多少同胞被屠杀。

　　第一个问题很好解决，田中正明将南京城内安全区人口20万当成了全城人口，而史料表明，当年日军进城时，南京总人数达60万至70万人。

　　第二个问题由于历史已过去近50年，想要精确查考已不可能。最终，孙从国内各图书馆的相关史料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屠杀发生后，关于掩埋尸体工作有较详细的记载。

　　屠杀发生后，尸体的掩埋分4个渠道进行：各慈善团体埋尸18.5万人，市民群体埋尸3.5万人，伪政府收掩7000多具，日本军队动用军队掩埋和毁尸灭迹15万具。

　　“4个渠道加起来，有近40万人。但作为历史学者，我反对简单加法，并认为4个渠道有互相交叉的地方，并且阵亡的中国士兵也不能计算在内。”孙宅巍和众多学者最终一致认为，被屠杀同胞应是“30万人以上”。

　　这个数字以及孙宅巍等人提出的推算方法，目前得到国内外众多历史学者认可，被各种著作广为引用。中日的第二轮较量，并未从此结束。1990年前后，日本一些政要还在多个场合宣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针对这股逆流，学者们决心更深层次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实。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1997年，第一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状元楼大酒店举行。

　　而在1984、1991和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3次发动数千名学生，对市内数千名幸存者进行抢救性历史调查。

　　满城声援东史郎

　　1987年的一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突然向中方学者下跪，他几乎就跪在孙宅巍的脚下。

　　他的名字叫东史郎，是一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侵华日军。此行，他带来了一本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揭露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孙宅巍说，东史郎当年已76岁，那次随日本左翼学者组织的“南京大屠杀真相调查团”来到中国。会议轮到他发言时，他突然下跪了。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参与了南京暴行，现在，我向中国人谢罪……”东史郎后来在多个场合向中国人表示忏悔。他的行为得到了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却激怒了日本右翼分子。

　　1993年，原侵华日军士兵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桥本是《东史郎日记》中“邮袋事件”的当事人———1937年，南京最高法院前，日本士兵桥本把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系上手榴弹将其抛入水塘炸死。

　　“东史郎案的发生，表面是似乎是两个日本老兵的名誉权官司，但实质却是中日关于南京大屠杀第二轮历史较量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由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推动的这起案件，意在通过否认东史郎日记真实性，进而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孙宅巍说。

　　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支持东史郎的日左翼人士山内小夜子来到南京，向纪念馆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在南京为“东史郎案”搜寻证据。

　　“那段时间，全南京城的人都在想办法声援东史郎。”孙宅巍说起当时市民的热情，一脸感慨。有老邮政工人证实，1937年南京最大的邮袋高1.68米，宽1.65米，可以装下一个人。有人提供当时南京地图，证明事发地确有水塘。

　　南京工程爆破设计所的专家则在江宁上峰镇的山坳里，完全模拟当时场景，实施了手榴弹爆炸试验。1996年10月6日，朱成山馆长将南京市民踊跃提供的7大类54件证据亲手交给山内小夜子。然而，经过数年审判，日本法院终审仍判决东史郎败诉。

　　“百人斩”案件

　　在夏淑琴眼里，日本记者本多胜一是个“神秘”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采访过夏淑琴。但1994年夏淑琴在日本再见到这个她印象中“挺精神的小伙子”，他却是“戴着假发和墨镜”，“挺丑的”。

　　老人不知道，本多胜一作为日本国内肯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记者，时刻面临着日本右翼的压力，所以才“乔装打扮”。

　　本多胜一，日本朝日新闻社著名记者。1971年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他写的《南京之旅》、《通向南京之路》等报道，客观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史实。

　　但他也因这些报道被人起诉。2004年11月1日，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历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沙龙上，向南京学界讲述了本多案件。

　　笠原介绍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南京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后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本多胜一曾在报道提及此事。

　　2003年上半年，此二人的3名遗属，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动下，以报道内容不实造成名誉损害为理由，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本多胜一。

　　“右翼人士企图通过此事，否认”百人斩“的存在，进而否认南京大屠杀。如果本多被告倒，南京大屠杀可能会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去掉。”7月初，笠原通过越洋电话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本多案件仍未最终宣判。

　　由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右翼人士进行斗争，笠原等一些学者也被一些媒体称为“卖国贼”。“在日本，左翼学者也是一个很大的阵营。”笠原说。

　　他在1984年就加入了日本国内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代表为已故的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开始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

　　作为日本代表，他还参与了今年出版的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在中日的这场历史较量中，日本左翼的力量不可或缺。”孙宅巍说。

　　谁在制造谎言？

　　2000年1月23日，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在可以容纳300人的礼堂里，会聚了200余名日本极端右翼分子，一场名为“二十世纪的最大谎言———彻底检验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正在举行。

　　对这场集会的举行，孙宅巍早在数天前就已获悉。作为一个学者，他意识到日右翼此举的不同寻常———右翼互相勾结起来，在国际社会上大造声势。以这次集会为标志，中日的第三轮较量开始了。

　　据相关媒体报道，在这次集会上，一批步履蹒跚的旧时代日本老兵，夹杂着一批“战争遗族会”的男女成员，他们在太阳旗下高唱“君之代”。

　　在孙看来，大阪集会特别荒谬之处，在于它不但全盘否定了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甚至还反咬一口，把南京大屠杀形容为“二十世纪的最大谎言”。

　　由于事先就知道日右翼集会主题，2000年1月20日晚，孙宅巍专门接受了英国BBC的电话采访。该台现场播放了日右翼极端人士东中野修道的讲话后，孙宅巍义正词严地回应：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才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在日右翼集会的次日，南京市举行和平集会，抗议日右翼集会。孙宅巍记得，那天下着鹅毛大雪。500余名学生和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世界宣读了抗议书。

　　此前，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相继推出两本书，攻击夏淑琴和李秀英为“假证人”。这被中国学者视为第三轮较量开始之前的序幕。

　　孙宅巍认为，在这轮较量中，学者们显得冷静沉着。“日方是空洞的叫喊，我方则是潜心的研究。”今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宪文，主编了25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目前正在陆续出版。

　　孙宅巍认为，中日这场历史较量的开展，让世界范围内许多正义人士知道了历史真相。美国等国家不仅出版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也开始召开有关的国际研讨会。

　　较量仍在继续

　　“靖国神社很安静，但我脑子里却似乎听到机关枪、手榴弹的声音。靖国神社很干净，但我仿佛看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造成的尸山血海。”孙宅巍回忆，几年前他在东京开会，特意去参观了靖国神社。

　　孙宅巍看到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包括松井石根的牌位，也留意到了日本部分政界人士的留言簿。“这让我感到这场较量的路还有多长。”这一次，他还给日本宇都宫大学的学生们作了一次学术演讲，笠原亲任日文翻译。

　　演讲后1个多小时，笠原拿来一叠学生写的听后感。这些年轻的日本大学生多数写的是：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那么悲惨，听了您的演讲，我觉得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笠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作为历史老师，他被日本当局要求不能给学生多讲南京大屠杀。“许多历史老师迫于压力，根本不对学生讲这些事，很多年轻学生倾向于相信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教的一些学生。”孙宅巍65岁了，笠原61岁，他们都表示在有生之年，不会放弃研究南京大屠杀。

　　而在这一领域更早期的研究人员，如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日本左翼学者洞富雄，已离开人世。“这场历史较量，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孙说。

　　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下正在进行，夏淑琴再一次朝馆里走去。老人的身躯在纪念30万遇难同胞的哭墙前，投下了一个深黑的影子。

　　本版采写/图片：本报记者 宫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