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5日，东京，渡边春己走进律师事务所的会客室，浅灰色条绒上装左侧别有一枚银色律师徽章。他快人快语，思维敏捷，笑声不绝，令人无法想像他已年届六十。

　　在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中，渡边春己担任秘书长。

　　“假如败诉，只能说法官相当右翼”

　　记者：关于李秀英的名誉侵权终审判决，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的？

　　渡边：这份终审判决是20日作出的，第二天我们便收到了。是用邮件寄到我们事务所的。打开一看，我乐坏了，马上通知律师团与中国律师联系，请他们通知原告。之后，中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记者：一个日本人参与对日索赔的诉讼，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是令人欣赏的事情，你是怎么开始介入战后索赔案件的呢？

　　渡边：1994年，我的朋友小野寺利孝从中国调查回来，跟我讲了李秀英的事情，问是否愿意参加这个诉讼，我欣然答应。这年秋天，我到中国开始调查，这是我最早接触战后赔偿案件。1995年，我们接受了731部队受害者原告、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原告以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的委托，这三个诉讼是一体的。1995年1月，我第一次与李秀英见面，此后，李秀英委托我做她的诉讼代理。

　　记者：那么李秀英的名誉权案又是怎么缘起的呢？

　　渡边：这个诉讼起源于松村俊夫写的《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1998年11月初版)。1999年，一家研究会发现了松村这本书，与我联系。这本书的要点是，李秀英是假的受害者，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我报告给律师团，律师团认为，如果不反击，那就会很被动。如果这种论调在日本泛滥，是对真实言论的压迫。律师团召开会议，决定对松村等提起诉讼。我和另一个律师去中国，去拿李秀英的委托书。李秀英听到松村之流的造谣，非常气愤。

　　记者：这个案件持续到今天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一开始你就有信心胜诉吗？

　　渡边：案件的违法性十分明显，名誉侵权当然应该成立。我认为只要按正常程序就可以胜诉。假如败诉，只能说法官相当右翼(笑)。但很遗憾的是因为花了不少时间，李秀英没有等到今天这个判决。如果判决结果能更快些就好了。

　　记者：几次审判的情况如何？

　　渡边：一审时，对方说，没有说李秀英是假的受害人。但是2002年5月，一审判决认为，该书有两处可认为是说李秀英是假受害人。2003年2月，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指出该书明显表现李秀英是“假受害人”，而且“水平太低”(对“水平太低”，他加重语气，着重强调)。这本是我们想说的，法院替我们说了，哈哈。

　　法院指出该书水平低，这很重要。法院认为，水平低，因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会扩散。而且一般读者会判断是非合理的，认为这是在撒谎(大笑)。

　　“我们希望突破，突破是我们的课题”

　　记者：律师与原告的信赖关系是怎样建立的？

　　渡边：必须存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曾有一个原告问，你们为什么做代理，是为钱还是为名？(笑)我们是自费去中国，而原告的费用都是募捐得来的，因为日中两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所以支援会对原告给予支付，不足部分则由律师团出。提起诉讼之后，原告来日本参加证人询问，他们看到我们工作认真，诚心诚意为原告做事，就相信我们了。我深深感到，中国人一旦信任你了，就完全委托给你。

　　记者：战后赔偿诉讼已提起诉讼10个年头了，目前的进展情况怎样？

　　渡边：现在在东京高等法院等待判决。

　　记者：战后索赔的法律难点在哪里？怎样能突破？

　　渡边：首先是事实认定，但现在几乎所有事实都已经得到认定。再就是时效问题，即民事的侵权行为的时效是20年。

　　最大的法律问题是“国家无答责”，这是最大的法律瓶颈，认为日本国家没有责任。

　　日本军专门跑到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外国，施行暴力，然后以“国家无答责”来回答，这不是可笑吗？！

　　而对法官来说，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勇气，是不敢突破这点的。

　　案子到高等法院阶段就比较艰难了。现在731案正在东京高等法院，该案2004年7月结审，但还未作出判决。不知道今年春天是否能作出判决。

　　我们希望突破，突破是我们的课题。

　　“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

　　记者：你怎么看松村写的这类书？

　　渡边：从日本现状来说，虽然有一些肯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书，但还是否定派的书多，因为他们有钱。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看见否定派的书占多数，自然就对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开始怀疑。作为日本人当然是觉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比较舒服———觉得自己的父辈、祖父没有做大屠杀在感觉上是比较好的。

　　记者：但是法院的判决已经确认了731等日本国家犯罪的事实。

　　渡边：这只是在裁判中得到认定，而实际上自民党等许多人以及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仍然不承认。而否定派所谓的依据，就是否定派的这类书，他们据此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虽然在法官来看，松村这书“水平很低”，具有合理判断的读者是不会相信这本书的主张的(大笑)，但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否定派的书是一种心理安慰。

　　我认为，应该以史为鉴，承认过去犯了错误，今后不再重犯。

　　记者：目前中日关系“经热政冷”，有人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你怎么看？

　　渡边：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好像美国的报纸说美国没在广岛投原子弹、没搞东京大空袭，日本人肯定会感到愤怒一样。不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德国也曾否认holocaust。但是德国真正谢罪了，而日本不是这样，不但如此，反倒否认的风潮日益增长。

　　你说的“经热”，这是因为经济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地域化。日本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亚洲，但是日本的政治家无法看到这点。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历史认识会影响到两国经济的交往？

　　渡边：当然，两国都不想把政治问题带入经济。但是，现在一代的历史观是从上一两代人接受来的，是上代人的亲身体验。因此这个影响迟早会表现出来。比如德国现在在东欧经济投资就没有受到抵制，这是因为德国谢罪了。

　　记者：你认为迟早要反映在经济上？渡边：我在庆应大学讲演，一个听众说自己在新加坡受到歧视，听我讲演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因此应该知道历史，如果知道历史的话，情况应有不同。本来政治家应有这种想法。

　　渡边春己的老家是东京附近的山梨县，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将近30年了。对于被大家称为“社会派律师”，他说“我只是在实践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说，大学时代，他就对人权、言论自由问题十分关心，对国际问题也十分关心，不能忍受社会的不公，想为社会正义做些事情。“大学时代的朋友都说，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变了，而只有你，还保持着大学时代的热情。”

　　渡边说，大学时代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其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问，哪部分内容给他的印象最深，他不假思索道，毛泽东预测的抗战三阶段完全被历史发展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