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容歪曲的事实

　　拉贝信件：屠杀提前一天开始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南京)

　　从日本带回的侵华日军作战日志佐证了史实客观性，从德国挖掘出的特殊公函再现了好人拉贝的人道主义光辉

　　幸存者穆喜福和李世珍至今还记得：“亲人”约翰·拉贝的孙女莱因哈特夫人10年前来南京寻访见证人的情景，“ 胖胖的老太太要找的是祖父60年前用生命保护过的602位中国人。”瘦瘦的中国老太太李世珍正好在家门前聊天便站出来说：“我知道他，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救过我们的命。”李世珍成了莱因哈特夫人找到的第一位受拉贝保护过的中国人。

　　穆喜福1937年还是个男孩，他是那个庞大家庭中一个14岁的小成员。这个家庭虽然生活在民国时期的都城南京，但并不富裕。而作为国都的居民，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这家以卖菜为生的南京市民是穆斯林，住在当时的广州路4号，在1937年12月初，他60多平方米的家里突然涌入了几十口亲戚，53口人塞满了这个家——南京周围被日本人包围了，所有亲戚都集中到城里避难。

　　日军的飞机开始低空飞行，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但是现年84岁的穆喜福还是记得很清楚，飞机每次飞到他家附近，就拉起来升空了，从来没有在这里扔过炸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春天日本军队走了之后。

　　直到他们全都搬进邻居拉贝的家后，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分公司的经理拉贝，在12月12日匆匆赶回家，他通知周围的中国邻居统统躲到自己家去，穆喜福随他那个庞大的家庭一齐搬了进去，广州路上的2号、4号、6号、8号、10号后门都通往拉贝家，所以这一带的人全都搬了进去。当时年仅10岁的李世珍与穆喜福是姨表亲戚，李世珍是表妹，也成了拉贝家避难人员中的一位。

　　枪声从12日傍晚响起

　　从这天起，广州路小粉桥1号，这个带有秦淮特有的香氛的地名，用它并不高大的灰墙，阻隔了外界的枪林弹雨。

　　穆喜福至今记得他搬进拉贝家的第一个傍晚，外面枪弹叫嚣，爆炸声成片，哭喊声淹没其间。“他的胆子大，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偷偷跑出去看。”与穆喜福结婚半个多世纪的李世珍说：“穆喜福年龄小，进进出出方便，就和几个男的跑了出去。”“你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家庭中的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70年后相互提醒着那段记忆。

　　“枪声不是从半夜开始的，天一半黑就有了”，穆喜福说：“我第二天(13日)早上和几个人出去一看，街上全是血和死人，有仰的、有趴下的，街上乱得不得了。我吓得跑回来马上告诉了老毛子。”怕记者误解，穆喜福紧跟了一句：“就是拉贝，我们喜欢他，都叫他老毛子，他喜欢人家叫他老毛子。”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是12月13日，事实上，穆喜福记忆中的12日晚上就开始了枪杀，而13日这天他并没有听到枪炮声，这并不失实。在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心搜集到的刚刚出版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可以看到该中心研究人员从日本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以日记或作战日志的形式保留下来，在今天成为史料价值、学术意义都很高的文字见证。这些文字出于自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至普通士兵之手。从日军的日记中，能够看到：自12月上旬开始，日军已兵临城下，区域性的烧杀业已开始。13日南京已经陷落了。

　　“1937年的12月中旬，天气一直晴朗而寒冷，12日还是个霜天。”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2卷中山本武《一名士兵的从军记录——回忆片段·我的鲭江第三十六联队》13日被这样描述：“仍然是个寒冷的早晨，天气很好，是个天高气爽的黎明。在微微的亮光中眺望南京城，敌人阵地保持着可怕的寂静。”

　　此时的穆喜福正在这个清冷的早晨看到城内广州路珠江路一带的血路的死尸，而侵华日军指挥官山本武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下进入南京城，他既为没有作为先头攻城部队能站在光华门城墙上欢呼而感到惋惜，又为没有在先头部队的牺牲中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庆幸，这种矛盾而微妙的心理活动在他的阵中日志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天光已然完全亮了，光华门上日章旗正迎着晨风飘扬??到了上午9、10点时，因为南京已被攻陷，别说总攻击了，连一发炮弹也没打”。与穆喜福记忆吻合的是，这天没有枪炮声。

　　600多人同吃同住

　　日军进城后，拉贝小粉桥1号的家里涌入更多的中国难民，开始人们以为拉贝是洋人，所以日军飞机才不轰炸，进得院子里一看才知道，秘密原来在草地上。

　　拉贝准备了一面比房顶还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旗”，一个6米长3米宽的NS标志躺在他家的草坪上。这个被中国人叫做“万字旗”的东西，本是法西斯罪恶的象征，却被拉贝用来捍卫和平。日本飞机在低空投弹前看到他们的同盟国党旗，就会飞得远远的。拉贝的确是位纳粹党党员，但他不是法西斯分子。

　　安全之余，600多人在拉贝家吃住是一大问题，每个家庭派出一人登记各家的饮食需求量，穆喜福的父亲在每天米食供应量的表格里摁下了手印，拉贝根据这些家长的手印来进大米、进芦席、进稻草、进蚕豆。蚕豆是从上海专门运来的，因为拉贝听中医说这种豆子可以除湿气除脚气，而他要保证长期睡在地面上的人健康。“你看他的心多细！”李世珍说。同时这张新找到的登记表也成为这里住过602人的证据。

　　穆喜福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拉贝不睡觉，站在自己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穆喜福家是睡在院内大棚下地面上的，因为防空洞早已挤不下了。第二天拉贝就叫人进了一大批稻草，给棚子里的每个人加厚一些铺垫。“本来我们也是穷人，在家里床上也是铺草，所以还是习惯这种睡法的。”李世珍说：“草里还是蛮暖和的”。

　　致函上海董事会

　　14岁时穆喜福和10岁的李世珍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位保护者正面临着怎样两难的境地。

　　事实上，在穆喜福们睡在稻草上、吃着除湿豆子的时候，拉贝已经收到了让他回德国的命令。那是1938年的1月 2日，杀戳中的元旦刚过，拉贝给西门子公司上海的迈尔经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抬头是写给上海董事会的，但它是在拉贝收到德国大使馆的公函后产生的。这封信也是新近从德国找到的。

　　公函要求他离开屠城南京，到武汉去。但拉贝强调，收到信时德国人已经乘坐库特沃尔号驶离了南京，而他的义务是 “在危难中不能对他的中国雇员韩先生及家属以及工人们弃之不顾，他们已经逃到我的公司里来住了。”这一时期关于拉贝去留的信函被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人员在德国挖掘出来，不仅成为国际安全区救助难民的记录，也成为对日军在中国南京残杀和平居民的文字见证，这封信也被收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0卷。

　　显然此前的电报中迈尔经理已过问了拉贝正在做什么，他正面回答道：“我接受了在这里成立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它是20万中国非战斗员人员最后的避难所。

　　拉贝真正的困难是从日军进城以后开始的，因为“日本军事机构似乎失去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他们占领南京后对全城进行洗劫达数周之久，强奸了约2万名妇女和少女，用机关枪集体扫射屠杀已是一种人道的处决方法”。在这一失控的军事活动中，60多处德国人家中有40家被抢，日本人还放火把4处他们的同盟者德国人的房屋烧得精光。拉贝在给董事长的信中只提到同胞中的被抢事件，并没有提自己家也进过日本士兵。

　　但是他家的“小房客”穆喜福夫妇都还记得，有一天从墙外跳进几个日本兵，难民们马上把日本兵围住并报告了拉贝，拉贝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他们出去。日本兵想看看院内情况并从大门出走，拉贝不同意，坚持说他们必须哪里来哪里走，必须再从墙上跳出去。他们后来真的就从墙上跳回街上了。因为院子里有拉贝从1937年8月开始带领邻居们挖凿的防空洞，还有600多人藏匿的多处草棚，所有这些都不能被日本人看清。

　　援助“南京好人”

　　最新发现的拉贝给上海董事会的信中，还请求不要让他离开南京直到国际安全区能够撤消那天为止。

　　即便烧红了眼，但拉贝所主持的占南京当时市区八分之一的国际安全区却分毫未损，这里收容有25万难民和放下武装的国民党军人。

　　拉贝利用自己这一特殊身份使他在南京能够保护中国人并正面与日军交涉，而这一举动却给他回国后带去无穷后患，先是被迫害——因为他给希特勒发了一份图文并茂的日军血洗南京的材料；二战结束后又被当作纳粹分子饱受凌辱穷困潦倒。德国对他的审查直到1947年才算结束，他被认定为非纳粹分子。

　　他的中国邻居们听说此事后，从1945年起开始给他捐赠食品，这些从天而降的食物使拉贝相信，南京并没有忘记他，他无论窘迫到哪一步都是那些邻居心中的“南京好人”。拉贝蒙难的日子，穆喜福已经是个壮小伙子并和李世珍成了家。听说拉贝在受难，穆喜福哭了，他在几十年之后仍含着泪说：“没有老毛子，就没有我们这600多个人的生命”。

　　在穆喜福家徒四壁的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他们2003年与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的合影上，这位第一个被 “发掘”出来的幸存者李世珍向劳总统赠送黄慧英的专书《拉贝传》，虽然语言不通，也没有人安排穆喜福一定要说什么，他还是用他浓重的南京方言向总统说了句很朴实的话：“你们国家的拉贝是个好人!”

　　穆喜福李世珍夫妇向记者讲述往事的这个上午，两双布满皱纹关节弯曲的手不停地在书中拉贝的头像上抚摸，不像是在回忆恩公，而是怀念他们的一位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