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石剑峰 9月20日，作为二战大屠杀最著名的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在维也纳的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6岁。半个多世纪来，维森塔尔和他领导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前后将近1100名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战犯送上法庭，并用毕生的精力收集、整理、保存二战受害者的痛苦记忆。维森塔尔本人也被冠为“纳粹猎人”的称号。

　　能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维森塔尔无疑是幸运的(维森塔尔家族的89名成员大部分被纳粹屠杀)。他原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逐渐忘却痛苦的过去，但一次屈辱经历，让维森塔尔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战后，西蒙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在街头被一位普通波兰人殴打。维森塔尔后来写道，纳粹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反犹主义已经结束，大屠杀很可能将再次降临，人类太容易失忆了。另外一方面，维森塔尔认为“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我永远都在问我自己，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

　　维森塔尔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抽象的集体。但维森塔尔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复仇，“正义而不是复仇1审判是让正义接受伸张，让冤魂得以瞑目，也通过这种形式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罹难或幸存的都肩负着“信使”的责任，将战争的不幸、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维森塔尔是乐观的，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下一代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并努力不让悲剧重演。

　　1961年，在审判“最后解决方案”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时遇到了重重取证困难，这让维森塔尔意识到，“600万被屠杀的犹太人是纳粹暴行的见证者。我们的工作也因为缺少活着的证人而变得很困难。”因此，半个世纪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致力于收集纳粹战犯的犯罪证据，它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收集二战受害者资料的中心。该中心更重要的作用是收集战争受害者的不幸经历，那些已经离世或早已耄耋的二战受害者，他们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战犯罪行的直接人证，是对战争最直接的控诉。他们的不幸是对人类未来的警钟，人类有责任不让他们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蒙·维森塔尔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受害者和见证者时代的结束。再过一二十年，二战的受害者甚至在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人都会陆续离开人世，我们不能保证他们带走的也是对历史最惨痛的回忆。我们可能迎来一个没有战争记忆的新时代，但人类至少还有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留下的伤疤，提醒我们远离战争的罪行。

　　维森塔尔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位奇女子———王眩近年来，王选为了搜集日军暴行证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代表中国180位年逾古稀的受害者几十次在日本法院出庭。虽然和日本政府的官司屡战屡败，但王选坦言：“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就如维森塔尔所说：“寻找历史见证者的工作与逮捕战争罪犯一样重要。”与40年前维森塔尔起诉艾希曼的情形类似，索赔最重要的是取证，取证来自大量的实地调查。但自抗战结束以来，除了民间人士的零星工作，我国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受害者调查。

　　那些战争受害者带着痛苦和记忆离开人世，而更多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名字也许永远都无从知晓。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最后幸存者也将一一离开我们，用来校正历史的时间正在倒计时。王选和其他民间人士力不从心地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遗憾地让记忆和控诉随风而去。

　　我们需要维森塔尔、王选式的英雄，但我们更需要一座座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那里只收藏苦难。

　　这项工作除了维森塔尔、王选式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来自政府的援手。凭借我国当前的财政能力，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设立一个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式的日战受害者中心。政府可以委托该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访问战争受害者，并对访问记录做完善的整理、保存和出版。除此之外，通过这个机构为对日诉讼、索赔的民间人士提供咨询和指导。当然，我们建立“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并非是制造中日两国间的紧张情绪，根本目的是通过收集历史，反思历史，避免悲剧重演。至少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能知道谁是受害者。

　　所剩时间不多了，王选他们也累了，中国式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建立已经刻不容缓。让我们永远记住维森塔尔的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