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激辩教科书

　　我们过去所认识、所熟悉的日本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日本，认真研究日本，与日本右翼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刚刚开始。

　　6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关于事变原因，日

　　本至今还在宣传说什么“中国军队先开枪射击，挑衅……”。这种荒唐言论，在68年后的七夕日，又回荡在日本外国人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见大厅内。

　　鉴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篡改历史教科书，并且拒绝中韩等国家提出的正视历史的要求，甚至还倒打一耙，污蔑中韩搞“反日教育”，为正视听，2005年7月6日，日本外国人记者俱乐部邀请“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和反对篡改历史的民间团体人士，就历史教科书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尽管当天是星期三，日本国会各政党正为邮政制度闹得剑拔弩张，但还是吸引了100多名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参加，把偌大的会见厅挤得水泄不通。

　　外国人记者俱乐部创立于1945年，由世界各国驻日新闻通讯社、报社、杂志社的记者组成，是一个相当有权威的记者联合体，很多重大消息都从这里发出。此前，记者俱乐部曾分别邀请“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和反对方的人士，举行过3场发表会，但是在日华人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参加。这次辩论会专门邀请了在日华人一起参加。经多方协调后，终于确定在7月6日晚上举行，反对编纂会的有“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俵义文、在日本大韩民国青年会宣传部代表金武贵和笔者3人；右翼方面则包括秀明大学副校长西部迈、评论家潮匡人市、自由撰稿人西村幸佑等人。原东京大学教授西部迈曾参与发起和组织“编纂会”，并是该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但是并没有放弃其极端立场。潮匡人市和西村幸佑都是新兴的右翼喉舌，号称评论家，实际上成天都在写歪曲事实的文章，靠辱骂中、韩等国吃饭。

　　猖狂的右翼

　　辩论会由记者俱乐部第二主席、意大利资深记者维也纳·亨特尔主持。在他简短致辞后，立即进入第一轮发言，首先是谈各自观点，限时3分钟。

　　笔者谈了三点。其一，上世纪80年代爆发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面向未来的问题，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其二，屡次发生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日本，其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政府，在于主管文教的文部科学省的领导人坚持错误的史观。今年教科书审定通过后，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喜不自禁地在会议上公开表示“慰安妇一词从教科书中消失了，是好事”。并且多次公开力挺“编纂会”，说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最公允的”。其三，“编纂会”2005年版的《历史》教科书，比2001年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推到中国头上。这种教科书的使用，肯定会误导学生，给东亚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

　　金武贵是生于日本的旅日韩国人第二代，他事先将一份详细资料分发到记者手中，该资料详细记载了日本政府人士歪曲历史的言论，证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从内心真正反省历史。之后他用娴熟的日语和英语，点出了日本当前教科书问题的核心，重点抨击了自民党政府与“编纂会”相互勾结篡改历史的行为。“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俵义文，早年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曾任出版系统工会组织干部，对教科书问题和各地采用动向了如指掌。他的发言也很击中要害。

　　右边3位发言人的内容异常猖狂。西部迈指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法律根据，是“战胜者审判战败者”的单方面的非法审判，所以，战后根据这一史观编纂的历史，必须都得推倒重写。同时他认为，对于过去在战争中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有限度地加以承认，我们日本有辉煌的道德传统，从道义上来讲，不承认，不认账是不好的。但是应该让世人知道，日本那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属于预防性自卫行为。”

　　潮匡人市则从所谓的“自由度”开始谈起，胡说什么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评定，言论自由的程度，日本排在42位，而中国则远在其后，属于言论没有自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与享有高度民主言论自由的日本谈什么历史教科书问题？”对于韩国，他攻击说，“到现在还在采用国家编纂的‘国定’教科书制度，更没有资格指责实行先进检定制度的日本了。”

　　西村幸佑则一味为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唱赞歌，认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是战后60年来，日本人自己编写的“最理想”的教科书，摆脱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本民族的历史充满了爱情”。甚至无知地说什么“历史就是‘爱情’”。

　　正义声音与强盗逻辑

　　第一轮发言结束后，立即进入辩论，首先主持人提问，“战后都60年了，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根源在哪里？”

　　西部首先回答说，“问题根源都在于东京审判，非但如此，还强加了一部宪法给日本人，加上《教育基本法》，压得日本人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抬不起头来。”针对他的发言，笔者立即指出：远东军事法庭，确实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大的方向应该肯定，不容置疑。东京审判是战后世界和亚洲秩序的基础，接受东京审判以后，日本才得以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亚洲才出现了和平。如此贬低和反对东京审判，乃至推翻东京审判结论的企图，无异于过河拆桥，这是亚洲各受害国家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日本政府和一部分右翼分子这样的认识和由此而生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德国记者问道，“同是战败国，德国、意大利已经与被害国家改善关系，得到谅解，并成功地建成了欧盟，亚洲为什么不行呢？”

　　对此，西村幸佑摆出历史学家的架子，指责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华夷思想，将周边国家视为蛮夷，才导致东亚共同体无法建立”。对于这一荒唐说法，俵义文尖锐地指出，“德国是在清算了历史后才得以融入欧洲的，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才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无法建立的原因。正是由于日本的教科书不介绍侵略历史，才造成日本人历史认识的缺陷。正是由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得不到受害国的原谅，阻碍了亚洲进步。”西部则认为欧洲共同体是幻想，毫无可取之处。

　　笔者在分析了西部、西村等人的观点后，指出，“这些观点，都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欺骗广大日本民众、美化自己侵略行为所编造出来的谎言，当时叫‘大本营公告’。他们至今仍停留在60多年前，顽固地坚持帝国主义立场，仍在企图重温昔日美梦，怎么能得到亚洲人民的原谅！”

　　法国记者问道，“如果各位是教科书编写者的话，将如何记述南京大屠杀事件？”

　　听到如此提问，坐在右边的人一下活跃了起来，西部回答说，“南京事件(请注意，日本右翼根本不用南京‘大屠杀’一词)中，中国军队溃败后，许多士兵抢老百姓衣服，混杂在一般市民中，就难免会殃及百姓。我估计，死亡人数最多不超过四五千人。”潮匡人市搬出了右翼历史学家秦郁彦，说：“不存在大屠杀，这是美国人为了抵消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的罪行而制造出来的。”西村幸佑宣称，当时南京人口只有20万，日本军队并无有组织的屠杀，虽然日本军队建立了慰安所，但是那不过是一些从事性交易的女性。

　　俵义文反击说，“原日本军人的日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的争论早已结束。所谓的20万，是国际人士设定的安全区的人口，市区的全部人口当时为50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日本军队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建设。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才是一个缺陷。”关于具体数字，他依据笠原十九司的说法，认为在“15万人左右”。他同时指出，教科书应该把每一个遇难者的遭遇告诉下一代。笔者列举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右翼分子甚至连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李秀英的存在都否认。法庭都有公正判决。右翼分子先是极力否认大屠杀本身不存在，后又企图在数字上玩花样，掩人耳目。我们不仅要弄清数字，更要谴责日军的残暴，这样悲惨的事件是世界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绝无仅有的，其残忍的程度比德国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右翼方面认为“中韩批判日本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是干涉内政”，俵义文指出，日本政府多次表示要反省历史，这不仅仅是国际承诺，也是对日本国民的承诺。日本政府首先违背了自己的国际承诺，理所当然会遭到中韩的抗议。

　　在辩论会上，虽然发言都很有秩序，但互相唇枪舌剑，辩论越来越激烈，最后西部迈只得搬出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日本最早开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奋力抵抗欧美入侵，而中国韩国则一直浑浑噩噩，福泽谕吉也恨你们太不争气”。他甚至说，“中国和朝鲜遭受日本侵略是由于自己不争气，所以遭受侵略是活该，日本并无道德上的责任”，全场记者听了一片哗然。

　　对此我义愤填膺地反击道：“大家都听到了，这完全是强盗逻辑。日本这是什么近代化？！至于走什么道路，中朝两国自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日本派遣军队到别国杀人放火，到处抢劫、破坏，打断了我们近代化的进程，是无可争辩的侵略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整场辩论从如何看待历史，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发展到近代化论，越辩越激烈。通过这场辩论，我们可以看到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有日益泛滥之势。我们过去所认识、所熟悉的日本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日本，认真研究日本，与他们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刚刚开始。(作者为日本宫崎公立大学教授)撰稿／王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