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兴祖

(一)

　　今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翻阅了钮先铭先生的《还俗记》，其中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幕府山大屠杀的许多细节，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钮先铭先生当时是中方守军教导总队工兵营的营长，驻守光华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傍晚，他从鼓楼营部到富贵山掩蔽部总部去晋见团长杨厚采上校。他说，他得知“总退却”的事，是杨团长“候一群其他军官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以后，才告诉我……总退却”的事的。

　　当天夜里，他在混乱中到了下关。在海军码头想跳上一艘轮船，不幸被挤落江中，抱着浮木被冲向下游，在上元门附近上岸。那时，上元门附近有一座占地六亩，房屋三间的小庙，叫永清寺，三僧、两俗五个人躲在里面。三僧是两位七十开外的老和尚，其中一位是从鸡鸣寺逃来避难的，叫守志，他带着一个三十出头的矮小徒弟二空；两俗，一个是七十开外的施主，另一个是七十左右的老农，因茅屋被破坏而寄食寺中。钮先铭投奔到那里，为守志和尚收容，拜他为师，脱下军装，换上僧服，假扮和尚，躲在里面，逃过了日军的搜杀。

　　他写道，日军是从上元门方向来的，“先前由于过份的惊恐，鬼子兵从何方面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才知道，敌军是先进了城，然后再从上元门出来，作沿江的扫荡，根本没有从燕子矶作沿江十二洞(从燕子矶到上元门，背山面江，原有十二个山洞，现仅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比较有名)的包围”(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先到达幕府山南侧)。

　　12月13日下午2时至5时，日军一到上元门地区，就屠杀了许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和老百姓。永清寺在上元门的东面，周围都是石榴园。钮先铭说，“就在我们这六亩地的庙园四周……就有四十六具被虐杀的尸体”。时永清寺内有一些干柴，日军来到之后，迫使钮先铭和那位老农把干柴抬到上元门去，为炊事之用。从永清寺到上元门，仅“三二百公尺的路程”，他们看到，“沿途却躺了许多死尸，这当然是先前鬼子兵前来永清寺时沿途射杀的”。他和老农抬着干柴到了上元门，只见“成千成万的中国散兵，分成一堆堆的坐在地下，人数大得惊人……而鬼子兵呢?至多不过是一连或两连，总不应当在一营以上。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他和老农把木柴送到指定地点之后，“鬼子兵挥着手叫我们快走。我听懂了(钮曾留学日本，但在陷落南京期间，始终没有暴露他懂得日语)，马上搓着颈上戴的佛珠子，合掌恭敬地念了声阿弥陀佛，便和那位老农逃出了上元门。”回到了永清寺。

　　尔后两日，永清寺又经过了十数次的搜查，在寺外又杀死了几个躲窜的中国军民，寺内四僧两俗(因他彻底换上僧衣，也就排人和尚之列)勉强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第三天，“将近傍晚的时候，夕阳将沉，突然来了批较多的徒手鬼子兵，没有携带武器，所持的都是斧与锯，在我们那六亩地的寺园里。砍了许多石榴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留一个杈桠。”没有多久，在幕府山下长江边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件，钮先铭记下了亲眼目睹的惨况，他写道：“夜深矣!我们听到大批人马嘈乱的步调声，正沿着公路东下，猜想又是从上元门出来的部队，正向沿山十二洞那条路走去……仅不过是从永清寺旁边经过而已”。“约在午夜、清晨之间，突然重机枪声大作，距离大约在千公尺内外。”“枪声很密，到天明以后，却一点声息都没有了，平静的死寂”一般。“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的沿岸，有一个叫做大湾子的地方。这是一片很浅的沙滩”，是江流的一个弯曲部分。屠杀俘虏，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在以后的几天中，“敌军的小分队或一两个士兵，还是来到庙里搜索，将老和尚所藏的一百零八块银元和御寒的毛衣、毛背心都掠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去察看那个地方，“在那重机枪声后十多天，我们才发现鬼子兵在大湾子用机枪又虐杀了我们被俘官兵约二万多人。”这时，他们才明白日军砍树权子的用意，“那天那些徒手鬼子兵到永清寺来砍石榴树所作的树权子，原来是作来一批一批用以推尸体的工具。”可是，“大湾子两万多具尸体，尽管想尽方法用树权推到江里去，但无法使其畅流，以致那么多尸体完全滞积在浅水和沙滩的旁边”。

　　尸体的掩埋，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由南京慈善团体红卍字会进行的。他写道:“尸体的处理，是迁延到一两个月以后才实施。正确的日期我已无从记忆。大屠杀的那一晚上是月夜，照阴阳历的换算，应当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五前后。那么距离农历新年约为一个半月。记得我遵照守志师傅的吩咐，将于大年初一要向佛祖顶礼。所以在初一清晨，我一起来便先去打开庙门，一只时常来去于庙中的野狗，突然出其不意地从我腋下钻了进来。我由于受到了一点惊恐而生气，便随手在狗头上甩了一巴掌，不意竟将狗嘴里所含的东西打了下来，低头一看，竟是一只干枯了的人肢。”

　　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是公历12月17日，其前后为16日或18日。阴历年初一为公历1938年1月31日，正好是一个半月。他说，“以我这个经历的时间推算，全部尸体处理，至少是在农历新年以后”，即幕府山大屠杀两个月以后。“记得是一个晌午的时分，由几个日本兵带来了一群中国人，手臂上都佩带着红卍字会的符号。他们来到庙里，要我们也派一两人共同处理那些被集体屠杀的户体。这差事当然又落在我和二空两人的身上……从永清寺到大湾子，约有一公里多的路程……等到一走近大湾子，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大堆尸体拥集在一个小地区内，东倒西斜，俯仰不一，身上都还穿着不全的军服。从面部看去，大多都是没有了鼻子，因为腐烂从嘴唇和鼻子开始，一排门牙突露在外头，已经形成了半骼麟的模样”。后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眼前所呈现的惨景，即使用‘心惊肉跳，惨不忍睹’来形容，也不尽然能描述我和二空两人当时的心情!……处理的方式只是挖坑埋葬。死尸太多，人手总嫌不足，但乡郊的老百姓却越集越多，是日军征来的还是自动来帮助的，我不知道，后来我才了解，那次埋葬的尸体，据统计有两万余具，先已被冲走的尚未算在内。”

　　后来钮先铭与守志师傅、二空师兄一起回到鸡鸣寺，前后八个月，才逃离南京，赴上海经香港回到武汉归队。1941年，钮先铭被任命为军令部二厅上校科长、副处长，主管日本情报工作。1945年任陆军总部第二处处长。日本投降后，曾任北平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不久调任台湾警备副司令、驻日军事代表团成员等职。1979年退休，定居美国洛杉矶，1996年7月1日去世。

　　(二)

　　钮先铭在《还俗记)中所叙述的上元门、永清寺等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南京市地图是一致的，与日本著名学者和记者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编的《访南京大屠杀现场》一书的记述也是一致的。据该书所附《首都(南京)附近军用地图)①，大湾子在永清寺东，上元门在永清寺西。从草鞋峡起自西向东的沿江顺序为：草鞋峡、上元门、永清寺、大湾子。

　　参与这一屠杀的十三师团六十五联队分队长栗原利一，以加害者的身份记述了当时屠杀的情况，并绘制了现场示意图。他说，他们这个联队在幕府山俘虏了一万三千五百个中国兵，把他们关在原中国兵二十二栋土墙草顶的临时营房中。营房在幕府山南侧。对俘虏每天只给一碗饭(实际根本办不到)，不给水喝，常常可以看到有俘虏喝营房周围水沟里的小便。17日举行入城式的那一天，上面下达了“收拾掉”的命令。于是把俘虏双手向后捆起来，排成四列纵队，下午绕过幕府山，走了四五公里，来到长江边上点缀着丛柳的江滩，对面可以看到江心洲(八卦洲)。有两个俘虏从队伍里跑了出来，跳进路边的水渠或水塘里，立即被我们射杀，并将其头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这样就没有人敢逃跑了。日军沿江成半圆形包围着，许多机关枪对准着俘虏。这时栗原的位置在半圆形包围圈的最东头。天黑以后，下达了射击的命令，轻重机枪步枪向俘虏猛烈开火。俘虏们拼命挣扎，形成了巨大的“人堆”。这样的“人堆”，竖起后又崩溃，反复了三次，射击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没有一个俘虏站着为止。栗原所说的绕过幕府山，走了四、五公里，来到江边的一个江滩上，对面可以看到江心洲，与钮先铭在《还俗记》中的记述是一致的，即从营房绕过幕府山经上元门、永清寺向东。

　　1984年，这一屠杀的幸存者，原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勤务兵唐广普提出了证言，他被俘以后也被关押在幕府山营房中。他说，关押在那里的大多数是被俘士兵，也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共约两万人。日军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有个四川兵约众外逃，结果一千多人被日军射杀在外壕中。12月18日，从早上4时起开始捆人，下午4时把他们带到上元门大洼(湾)子江滩，晚上8,9时开始屠杀。他右肩被打伤，幸免于死，爬出死人堆，逃到燕子矶，看到有人划小舟到村里拖稻草，求他们把他带到八卦洲，后回到江北。

　　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小野贤二先生从1988年起，不辞辛苦，历时数年，调查收集了原十三师团山田支队(以六十五联队为基干)下级军官及士兵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日记二十种及其他有关证言，证实了山田支队“12月16日在鱼雷营，17日在大湾子屠杀了约2万多俘虏”。其他部队如十六师团“在草鞋峡一带还有尚未弄清楚的屠杀事件”。

　　当时住在大窝子附近的农民史荣禄，也证实了这一暴行，说他亲眼看到日军把很多“中央军”和平民，赶到大窝(湾)子，集中起来，进行屠杀。

　　关于关押俘虏的营房位置，1993年10月，我陪同日本学者至幕府山五百村，通过居委会访问了朱发炳老人(时年八十三岁)，他是当地人，日军大屠杀时未离开南京。他说，五百村西南部原有个高家池塘(现已填平建造房屋)，当时塘中全是中国兵的尸体。从池塘沿五百村路向西三四百米长的地方，当时都是中国兵的临时营房，有数十间，竹泥建造，十分简陋。俘虏当时就被关押在这些营房中。

　　所以钮先铭在《还俗记》中的记述是真实的，他亲历其境，惊心动魄，目睹了屠杀后的惨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

　　然而，钮先铭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文章中，却把方向说反了。他说，那天夜里，”听到一阵铁钉的军靴声……经过五十公尺寺庙与公路间距离传过来；进行方向是由东而西的长江沿岸……再经过一两小时，远远地传来了一阵机关枪枪声，很密。”“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在距离庙子上游一公里的江边，有一块地名叫做大湾子，是长江河流的弯曲部分，靠水的一小片沙滩上，竟躺着无数的死尸。”②所叙述的方向与《还俗记》完全相反。

　　是钮先铭自己记错了，还是有关报刊的编辑弄错了，抑或是受了其他史料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但从永清寺向西一公里处，是经过上元门到老虎山下的草鞋峡鱼雷营地区，日军在这里的确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最有名的证词是原首都警察厅公务员鲁甦的具结证词，当时他腿部受伤，躲在老虎山大茅洞中。他说：“倭敌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418人，围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16日夜间，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人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总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郭某，将绑扎挣脱，佯仆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惟冯班长左膀上刺刀戳伤，郭某脊背烧焦，逃到上元门大茅洞内，由具结人觅便衣更换，偷渡到八卦洲始脱险”。又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日军在鱼雷营屠杀中国人九千人，后又在宝塔桥、鱼雷营一带大肆屠杀，被害者在三万人以上。

　　有的著作认为，“草鞋峡原设有国民党要塞司令部，筑有鱼雷营，东面直抵燕子矶，约十余里，长江和公路，东西平行，中有一带农田，峡就是指这个地方”③。可是，从当时的地图看，草鞋峡并不是“直抵燕子矶，约十余里”的地区。据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南京近傍图》载④，草鞋峡是和记公司以东直至鱼雷营的一段沿江地带。而永清寺、石榴园则在幕府山下，长江的弯曲部分是在永清寺东约一公里处。又据加害者栗原利一所画现场示意图，将俘虏从幕府山营房押解至屠杀现场，是经过上元门、永清寺向东，而不是从永清寺向西，因此，《还俗记》的记述是正确的。

　　再从红卍字会的收尸记录看，恰如《还俗记》所说，是在屠杀的两个月以后，即1938年2月到3月。而且，从该会的收尸地点看，当时草鞋峡、鱼雷营、上元门、永清寺、石榴园、大湾子、幕府山下，几乎到处都有尸体。而最集中的是两处，一处在草鞋峡鱼雷营地区，经红卍字会2月19日、20日、21日、22日，在这里收硷了6513具尸体，掩埋在鱼雷营、草鞋峡等就近地区；另一处在幕府山旁、永清寺石榴园、大湾子地区，红卍字会1938年2月21日、26日、3月1日、2日、3日，在这里收硷了5590具尸体，掩埋在石榴园等就近地区。最明显的一次是1938年3月2日，红卍字会的记录说：在“和平门外永清寺旁收埋1409具”，“备注：在该处大涡(湾)子收硷”。可见，永清寺与大湾子邻接一起，是没有疑问的。

　　又据1939年6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掩埋草鞋峡尸首情况报告书》说：“自宝塔桥至草鞋峡止，沿江一带坟堆无数，纯系事变后由红卍字会所掩埋之尸体。一年来，经江水冲刷及莠民刨掘，完全暴露。曾派员前往调查，计有三千余具。现正计划仿照灵谷寺瘗埋办法，搜集聚拢一处，挖一深坑，作一总堆，竖一石碑。正办理间，又据报大窝(湾)子地方复有六千余具之尸体，尸骨尚须掩埋，已派员实地调查计划中。”说明草鞋峡大湾子不是同一地区。

　　因此，侵华日军草鞋峡屠杀和幕府山大湾子屠杀，是两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不是一次，不应把它们混在一起，作一次计算。

　　附带说明，80年代，在我们的采访中，幸存者严洪亮老人控诉说：他在下关和记洋行被日军抓出，共3000人，押至“老江口”屠杀，“12个人为一扎，用机枪扫射以后，就把尸体推到江里去”，他幸免于死，“趁天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⑤“老江口”是过去的地名，我们的某些调查者不去查阅有关资料，或请问有关人士，就擅自注释说“老江口”就是草鞋峡。(史料)出版后，常被人们作为草鞋峡大屠杀的例证，广泛引用。可是，“老江口”并非草鞋峡，而是惠民河流入长江口的旧称，其东紧靠煤炭港，因而严洪亮诉说的是他在和记洋行和煤炭港遇害的悲惨经历，其所叙述的情节，也与煤炭港屠杀的情节相同，因而我们应把他作为煤炭港屠杀的例证，而不能作为草鞋峡屠杀的例证。

　　(1997年5月于波斯顿)

　　①日本东洋文库藏二万分之一《首都(南京)附近军用地图》。

　　②钮先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载(团结报》1985年8月31日；《南京大屠杀目击记》香港《百姓》杂志原载，广西《海外星云》1986年32期转载。

　　③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写《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

　　④光绪三十一年南洋侧量局测图，日本昭和三年(1928年)制版，昭和七年(1932年)发行：《南京近傍图》。

　　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