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宅巍

　　发生在1937年与1938年冬春之交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其30万以上同胞被屠杀，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被焚烧和抢劫，而震惊中外。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上瞩目惊心的事件，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范畴。

　　一

　　发生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多方面的内容，人们可以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等各个角度去考察。但是，其中与南京大屠杀有直接联系的背景，似应为日本的侵略、暴行和中国的贫弱、斗争。这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贫穷、落后招致侵略、暴行，侵略、暴行必然引起反抗、斗争，并且互相反复影响，直至反侵略斗争的最后胜利。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格局和环境之下，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明治维新后、1874年出兵进犯台湾事件。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2000余人的部队，赴台“讨蕃抚民”。台湾南部18蕃社的土著居民奋起抵抗，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阵亡；四林格的三兄弟率蕃社青年英勇作战，遭日军捕杀。经两月作战，日军终将各社降服。日本占领军纵火焚烧土著居民房屋，进行野蛮杀戮。日本军医落合泰藏曾亲见“凯旋士兵，获得首级十二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①］。10月末，对外防御无备、对日本军事强盛一无所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中日北京专条》；再经一系列阴谋步骤，日本政府终于在1879年4月，单方面强行改琉球为日本的冲绳县，公然将琉球吞并。

　　在1894年由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首以1.5万人分4路攻占平壤及朝鲜全境，继经黄海海战，控制了黄海、渤海制海权，后又攻占旅顺和辽东半岛，并使清政府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旅顺后，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从东杀到西，从城里杀到城外。通天街与四十八间房两条街道，几乎全被尸体塞满。仅据当时抬尸队统计的数字，死难者即达18000多人［②］。1895年4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开设一批通商口岸。中国虽然战败，但许多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战舰重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向敌舰撞去，不幸中鱼雷沉毁，全舰250人壮烈牺牲。清军提督丁汝昌在威海海面自杀殉国。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日军参战人数达2.2万多人，居八国之首。狂热好战的日军在进攻大沽炮台的战斗中，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西北炮台，海军中佐服部雄吉当场战死；在攻击天津的战斗中，日军司令福岛安正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指挥部队轰开南门，并由日军首先攻入城内。为了反击日、俄等8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部分清军与义和团群众同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保卫战中阵亡；仅6月13日夜进攻天津租界一战，义和团群众即牺牲2000余人，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打击下，“八国联军”一役日本侵略军共伤亡1282人，占联军伤亡总数的37.6%［③］。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京津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仅在天津郊区纪家庄一地，即屠杀了2000多居民；在京津地区共抢劫白银500余万两［④］。日本并通过《辛丑条约》，取得了在使馆区驻军的权利，获得“庚子赔款”3400余万两白银。

　　1928年4月，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国内国共分裂、军阀割据、政治不统一的复杂局势，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进占济南，并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将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施以割耳、割鼻等酷刑，并将蔡公时与大部工作人员枪杀。与此同时，日军疯狂屠杀中国军民，或以煤油灌鼻后再烧死，或以烧红钢针穿刺手心、脚心，或将俘虏倒悬树上活剐，或在井水、食品中投毒。据统计，在5月3日前后，日军以刀刺、枪杀、炮击、活埋等残暴手段，共杀死中国军民6123人、伤1700人；通过焚烧、毁坏和抢劫，共造成中国同胞财产损失2957.5万元［⑤］。惨案发生前后，济南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中国政府官员蔡公时，虽被日军割去耳、鼻，犹怒斥其暴行，遂再遭割舌、挖眼之刑，直至壮烈牺牲，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济南守军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自卫，“殊死抵抗”；其中西北城炮台与城北赵家角楼一带士兵“英勇奋战尤烈”，连续击退日军10次波浪式冲锋，使敌“终未越雷池一步”［⑥］。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趁中国国内国共两军鏖战不息、国力贫弱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方针下，东三省迅即失陷。日军在攻占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仅杀人一项，即有枪杀、刺杀、刀铡、活埋、火烧、电磨、狗咬等多种残忍手段。据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2年底，即有23662名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⑦］。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强占和所犯暴行，激起了东北和全国军民的强烈愤慨。一批东北军爱国官兵，违抗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予敌以有力打击。东北军民组成东北义勇军，总兵力曾达几十万人之多。后又在中共领导下，先后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长期与敌人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借口，由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实。驻沪第19路军在蒋光鼎、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进行了英勇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军民经1月余英勇抵抗，曾迫使日军不断增兵，三易主帅。可是，由于国民政府缺乏抗战的勇气和决心，在日军大量增兵的情况下，于5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日本侵略军在此次淞沪战争中，残暴地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美国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说，他目睹在一家米店店铺中，“已经堆了四层中国平民的尸体”，“日本浪人还在拖更多的尸体到门前、准备点火烧着。”［⑧］当年在三井物产公司担任玉井组负责人的火野苇平在《魔鬼的河流》一书中揭露，有50多名运煤工人曾用20多天时间，“把看来是平民”的大批中国人的尸体拖上驱逐舰，抛入长江。据上海社会局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此次淞沪战争中物质上的损失共达14.8亿元。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通过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及华北的大片土地，同时又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兵锋直指南京。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军队在平津和淞沪战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拼杀。驻守卢沟桥的第29军吉星文团，对挑衅日军予以英勇还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激战中为国捐躯。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以70万人之众，与敌鏖战三月，给日军以严重的杀伤。守备宝山的第98师姚子青营，与敌搏斗两日夜，全营官兵壮烈牺牲；第88师第542团1营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孤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掩护友军撤退，其英勇奋战精神，震动全国。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华东战场，同样犯下了大量的血腥暴行。据统计，仅从9月9日至10月9日的30天时间内，日军便在晋北阳高、天镇、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七县，屠杀无辜百姓1.6万名［⑨］。据宝山县罗泾所建纪念碑记载，在日军由此登陆后的100天时间里，在这里共屠杀无辜群众2244人，烧毁民房10908间；宝山县全县被日军残杀的平民达11233人，连同瘟疫、饥饿共有2.3万名无辜百姓死于战场，占战前全县人口的19.27%［(10)］。在日军第10军登陆地点金山卫，仅山阳一带，即有无辜农民351人被杀、4177间房屋被烧毁；金山卫乡一地共有1050人被日军杀害［(11)］。日本侵略军在从上海攻向南京的过程中，一路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暴行累累。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横遭劫掠，建筑物的毁坏损失达百万元以上。日军攻占无锡后，纵火七天七夜，仅从闾口桥到吴桥，被杀的无辜平民尸体即有2000余具［(12)］。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常州沦陷后的大烧杀中，共残杀百姓8790余人，烧毁房屋36580余间［(13)］。

　　通过对上述历史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贫弱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暴行不断，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从未间断。日本的侵略、暴行与中国的贫弱、斗争，同步存在。

　　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的攻击是自1874年以来对中国侵略的继续；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空前暴行与历史上的累累暴行一脉相承；南京军民在城陷前后的英勇抗争，则是6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延伸。1937年11月、12月间，日本侵略军兵锋直指中国首都，从淞沪及杭嘉湖地区，一路烧杀到南京，必欲迫使中国在首都失陷的情况下，“畏服”其武力；中国军队在首都外围及复廓地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行动可歌可泣，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中国守军在奉命撤退时，又未能有效地组织实施，致使近10万大军滞留江边，散居民间。这些便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具体时空背景与环境，这一背景，直接影响到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规模。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的背景，其远景，是60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的贫穷、落后与军民的持久抵抗；其近景，则是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的进攻和占领，南京保卫战的悲壮进行，以及南京守军不成功的撤退。

　　二

　　南京大屠杀的范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即：内容、时间及地域。

　　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内容，当指屠杀无疑。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判定：“……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的说来，屠杀可分为集体屠杀与分散屠杀两类。集体屠杀，少至一、二十人，多至数千、数万人，最多者达5万余人；分散屠杀，则有个别及三五人、七八人不等者。其残酷、暴虐的手段，可谓集古今中外虐杀之大成。在集体屠杀中，除刀刺、枪击外，尚有活焚、活埋与溺毙者，甚至以汽油浇身后，再用枪击点火，使受伤者身披火苗，翻滚狂跳，直至焦死。其分散、个别虐杀，则更包括刀劈、剖腹、活剐、锥戳、犬咬等，甚至以硝镪水浇身，将受难者浑身烧烂，折磨至死。两名日军少尉军官，还以杀人比赛取乐，初以杀满100人为限，以先杀满者为胜；后又改以杀满150人为限。其凶残卑劣，旷古罕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指出：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中，至少有1.2万名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从南京逃出的平民中，有5.7万人被赶上和被拘禁，终至被折磨而死，或被机关枪和刺刀杀死；一些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士兵，在投降后的72小时内，即在长江岸边被集体屠杀了3万人以上。

　　除屠杀外，“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的关于日军暴行的术语，理所当然地还包括了奸淫、放火、抢劫等其他暴行。攻入南京的日军，奸淫了成千上万的妇女，许多妇女被先奸后杀。有资料证明，“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14)］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冲天，约1／3的建筑物化为灰烬。日军毫无人性地纵火将商店、建筑物和民宅烧毁，集中的放火，一直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许多住宅、商店的财产被抢劫一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去的物资用卡车运走。”［(15)］针对日军对珍贵图书文物的野蛮抢劫，学术界还提出了“文化大屠杀”的问题，以唤起世人的注意。

　　因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范畴，无疑包括了屠杀以及屠杀以外的奸淫、放火、抢劫等一切暴行在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专门列出了“南京大屠杀”一节，历数了“战胜的日军”，在南京城“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的罪恶暴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其权威文书中指出：谷寿夫、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他们所犯的罪行，“第一为屠杀”，“其次为强奸”，“又次为肆意破坏财产”［(16)］。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一般说来，系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之日起6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据巴兹博士(Dr.Bates)作证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17)］

　　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述，也只能是日军暴行最集中的时间，而非全部暴行发生的时间。当然，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特别严重的历史事件，较为完整的起迄时间，而非日军在南京所犯一切暴行的起迄时间。有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土上存在，就有暴行。可以说，在整个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其对南京市人民的暴行从未停止。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把占领南京日军的每一件暴行，不管发生在什么时间，都归到“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之中。

　　严格说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时间，比城陷之日要早。早在攻击南京的日军临近南京时，在其郊县即已大量发生屠杀等暴行。例如：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中国国防部军事法庭就列举了多起发生在城陷之前的屠杀事实。家住南郊向花村的农民蒋东旺、蒋海畴、蒋海洋、蒋海青等人，均是在城陷前4天的12月9日被日军枪杀的；工人邵源岭、商民王贵锡、妇女王孙氏、僧人道纯等，则都是在城陷前3天的12月10日被日军杀害的［(18)］。另据职工李春香提供的证言，他居住在栖霞山甘家巷的父亲，也是在12月10日被日军无辜枪杀的［(19)］。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系开始于11月下旬从无锡攻向常州的途中。当然，“杀人比赛”暴行，具有它的特殊性，两名日军少尉从锡常公路一直杀到紫金山下；我们并不能因此便笼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上限时间划自11月下旬。

　　南京大屠杀时间的下限，很难划出一个准确的日期。著名的《安全区档案》中所辑录的日军暴行共444件，其时间已展延至2月7日。市民彭问松在战后的一份陈述书中，报告了日军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在汤山屠杀韩德诚等230余人的事实［(20)］。当年在三汊河扬子面粉厂看大门的市民龚玉昆在一篇证言中，叙述了自己在1938年3月被日军刀砍、放狗咬的悲惨遭遇［(21)］。家住江浦县石佛寺的青年农民周长荣，也在1938年3月，被日军指为“中国兵”，进行毒打，用枪托捣断脊背骨，留下终生残疾［(22)］。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向他的政府提供了1938年二、三月份日军暴行的报告。他在1938年3月4日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二月份与三月份的最初几天，“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23)］。上述资料说明，到1938年二、三月份，日军的屠杀与暴行都未停止。德国外交官罗森所称，至3月初“暴行在数量上已有所减少”，乃是一个很有分寸的提法。相信这种从城陷前后开始的集中暴行要演变为基本告一段落，自3月初算起，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因此，将1938年二、三月份，也计入日军集中屠杀、施暴的时期，似较为妥当。　　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比“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限有所展延，其开始时间似应早于南京城失陷的1937年12月13日，而达于12月上旬；其下限似应大大迟于城陷后6周的1月下旬，而达于1938年二三月间。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一般说来，当以当时南京市政府所管豁的地区为限。南京沦陷前，市政府共管辖城内7区(含下关)及浦口、孝陵卫、燕子矶、上新河、陵园5个郊区，共12个区。发生在这12个区中的屠杀与暴行，当属南京大屠杀的组成部分无疑。

　　考虑到暴行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位于南京周围的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县，似也应计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地域范围之中。事实上，国内外人士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中，早已包含了大量上述郊县的材料。例如：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一文中，便提到了日军在江宁县板桥、六(陆)郎桥的暴行。日军强迫板桥附近村民，“伏于水中，层层叠起，作成一座‘人桥’”，他们在“桥上”往来践踏，又用刺刀乱戳，使生还者极少；在六郎桥强行将三老妪衣服剥光，“驱之遍游各处，倍加羞辱”［(24)］。崇善堂的埋尸统计表中，最远的地域一直延伸到江宁县的方山。该表载明，崇善堂埋尸四队，于1938年4月7日至20日，于“通济门外至方山”，收得尸体25490具，埋于“附近各荒地菜园”中［(25)］。南京守军营长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一文中，收入了六合县与句容县的茅山、宝华山一带人民抗日斗争的内容。日本骑兵在六合街上遇见一位背枪的壮丁，竟掉头就跑，并且“至(自)此始终不敢到六合”。郭歧还称，“宝华(山)有我军数千占据山上，日本人经过附近，即加以截击，茅山也有我军数千不时给敌人以重大打击”［(26)］。美国史密斯教授在名为《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即以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五县作为进行农村调查的对象。不言而喻，史密斯教授系将该五县地域视作日军在南京暴行所覆盖的范围。

　　当然，南京大屠杀事件所包含的有代表性的、绝大部分的暴行内容，都发生在南京市所属的12个行政区范围以内。把几个邻近的郊县计入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之中，只是为了更完整地、更科学地考察和认识这一事件的全貌。

　　①③⑤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76-77页、281-282页。

　　②　禹硕荃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⑨(11)(12)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55页、61-62页、63页。

　　⑥　《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

　　⑦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⑧　斯诺：《远东前线》，载《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

　　(10)　《宝山县志》第二十四，“御侮志”。

　　(13)　《常州革命史资料选编》第7辑。

　　(14)(15)(17)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16)　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起诉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298页。

　　(19)(21)(2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页、432页、429页、467页。

　　(20)　《彭问松陈述书》，1946年5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藏。

　　(23)　《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24)　李克痕：《沦京五月记》，1938年7月汉口《大公报》连载。

　　(25)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览表》，南京市档案馆藏。

　　(26)　郭歧；《陷都血泪录》，1938年西安《西京平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