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良

　　本月15日，有两件互不关联但又耐人寻味的新闻：在柏林市中心，德国政府斥资1800万英镑建成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对外开放，它提醒着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面对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血腥历史；同一天，在亚洲，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不到一分钟，就无理拒绝了中国慰安妇代表展开的长达9年的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两桩事情，再次生动地折射出两国在历史问题上迥然不同的态度。

　　德国在位于柏林市中心象征德国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和联邦议院大厦之间兴建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祭奠在纳粹大屠杀中不幸遇难的600万无辜犹太人，而二战结束时希特勒自杀的总理府地下室就在旁边，其用意自不待言。广场上的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400万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在清算历史罪责上，德国选择了真诚的道歉与谢罪。国际社会可能更多的是记住了这样一个定格了的历史画面———1970年12月，站在寒风中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实际上，德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请求所有曾经遭受纳粹侵略的国家与民族的原谅与宽恕。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总理这样表述：“新的德意志国家和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承担对战争的罪责外，德国还尽可能承担对受害者的战争赔偿。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就专门制定了《联邦补偿法》，用法律的形式承担战争赔偿，并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赔偿协定，赔偿金额将达到1200亿马克。除此之外，德国政府更重要的是注重对国民的教育，以史为鉴。德国前总理科尔那句“回避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名言，可以反映出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面对历史，德国用真诚与大度，让自己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赢得了谅解、信任与尊重。

　　在东京，却没有这样的纪念馆，只有一个里面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几乎就在联邦德国同以色列签订和解协议，开始向犹太人经济赔偿的同时，当时的吉田茂就开始参拜靖国神社，70年代，日本政府甚至公然规定每一年的8月15日为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1997年，本来是中日邦交25周年的敏感年份，日本150多名议员却拼凑出一个名为“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超党派组织，公然要求议员集体参拜。小泉上台后已先后4次踏进了靖国神社的门槛，还厚颜无耻地要求周边邻国予以“理解”。日本每年都要在曾遭原子弹打击的广岛、长崎两地举行和平祈祷活动，却不敢直面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人间惨剧，不敢承认“慰安妇”、“细菌战”之类的历史事实。在战败半个多世纪后，日本历届内阁用于对旧军人的抚恤费用，竟然是它所有对外赔偿支出的37倍！

　　回避、歪曲乃至篡改历史，是日本政府在对待那段侵略战争历史上惯用的伎俩。日本右翼势力无休止地篡改教科书，无非是要抹掉教材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有关法西斯战争的记录，在他们看来，让后代知道他们先辈的丑陋历史，会让年幼的学生产生“自虐”心理，不利于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亚洲各国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民间赔偿案件，大都在东京高等法院吃了“闭门羹”。就连日本政府煞费苦心在二战结束50周年搞出的所谓“不战决议”，也成了在正文中通篇找不出“不战”二字的国际笑话。

　　但历史不是任人摆布与粉饰的尤物。能否正视历史，已成为日本政府能否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邻国信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