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庆安

　　中日双方需要一个奥斯威辛式的标示词语，就历史问题形成框架性文件或是“联合公报”，其核心一方面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原则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在Google上以Auschwitz(奥斯威辛)作为关键词来搜索，就会找到包括Auschwitz.de(德国)、Auschwitz.gov.pl(波兰)、Auschwitz.dk(丹麦)为结尾的许多网站，所有的网站都在讲述相同的回忆与警醒，这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奥斯威辛已经超越了其本身作为纳粹罪行的内涵，成为了人类反思人道主义罪恶的标志性共识。

　　日本的反差

　　奥斯威辛始作俑于德国，也与纳粹德国同殁，迄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间。2005年1月25日，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在柏林召开集会，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包括德国总理施罗德、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蒂尔泽、前总统魏茨泽克、内政部长席利等在内的德国要员和各政党领导人，一些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及其家属都参加了此次悼念活动。

　　在刽子手的故乡，举行死难者的悼念活动，人们不由得感叹今日德国政府的历史性格和政治魄力。政治传播学中最危险的命题，就是如何认识历史错误，如何修复国家形象。这种修复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形成国际和国内舆论对于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而德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现政府已经完全割裂了与纳粹政府的政治血缘关系，可以从容地对历史做出与自身无关的反思；另一方面他们找到了德国尊严和犹太回忆之间的政治语境交集。从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的世纪一跪开始，德国政府已经在历史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在亚洲这个最善于描述和记录历史，也拥有比欧洲更加漫长的完整历史记录的土地上出现。其实无论从死亡人数和造成的悲剧上衡量，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日军大屠杀，以及在之前和之后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执行的烧杀屠戮，其分量一点也不亚于奥斯威辛对于整个世界的震撼。但是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政府长期逡巡不前，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事实是，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常常出现各自按照国家立场进行独立表述，巨大的偏差导致了双方政府与公众舆论在历史问题上几乎完全对立，并且进而加剧了本来就存在于双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

　　“奥斯威辛共识”

　　因此，中日双方也需要一个奥斯威辛式的标示词语，双方构建类似“奥斯威辛共识”的必要性逐渐浮出水面。简单说，这种共识需要双方坐下来，就历史问题形成框架性文件或是“联合公报”，这种文件应当对双方的国内政策制定有一定约束力。其核心一方面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原则。

　　“奥斯威辛共识”一旦在中日之间建立，将会对两国关系今后的良性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首先，“奥斯威辛共识”是对于双方历史认识的框架性表述，这种框架是今后整个亚洲地区各国对二战记忆的表述范例；其次，一旦与“奥斯威辛共识”类似的“南京共识”能够确立，在这种框架基础上双方能够就战争遗留下来的靖国神社、化学武器、战争赔偿等问题找到评价标准；第三，“奥斯威辛共识”可以让中日两国公众舆论冷静面对彼此恶化的民间形象，尝试开始修复和弥补战争记忆带来的巨大创伤。否则，这种基于历史痛苦的回忆，不可能从善良的中国人脑海中抹去；第四，“奥斯威辛共识”形成之后，可以适当避免包括军国主义在内少数势力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恶意妖魔化，不让历史成为现实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着眼于现实

　　而中日“奥斯威辛共识”的最大困难在于，日本政府是否有勇气回到历史中去，隔断其与当时政府之间暧昧的性格联系，对历史问题认识做一个事实性的巨大转变；另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认识历史问题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方面，德国总理施罗德的话发人深省，他说：“尽管遗忘和排斥的诱惑是巨大的，但我们绝不能屈服。”这种不屈服，将会为今后长期的世界安宁和国家稳定发展带来福音。

　　“奥斯威辛共识”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它的语境，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日之间遗留的战争历史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减少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摩擦，减少两国社会舆论对于政治决策的不必要压力。如果要谈理想主义，那么我们更希望有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钟声可以在东京的上空回荡。毕竟曾经的历史错误，也是今天乃至未来整个世界所不愿意再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