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当IRIS CHANG在加州矽谷心圣荷西郊区的库帕提诺，生平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色照片时，感觉到了无比的愤怒，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大大超过了IRIS CHANG所能产生的情感烈度。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在屠杀发生后近60年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历经两年，访问了14位幸存者，参阅上千页的历史文献，出版了她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本书一经问世，震惊了英语国家，在美国连续数月位于排行榜首位，并且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印刷超过50万本。她用她的努力和勇气，直面那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告诉世人：“人类残酷对待自己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张纯如说：“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美国评论家乔治·威尔在听完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和看完她的书后说：“由于张的这本书，她终结了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当屠杀真相被掩藏时，屠杀永远都是屠杀。只有屠杀为世人所知时，冤魂才能远离追杀，成为历史上的定格。

　　她可能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华人在偶然间拿起这本《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就再也不能释手，一气读完，泪流满面。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有太多这样的人，在美国、在法国、在马来西亚，在飞机上、在书店里、在网络中。有移居海外30多年的老华侨，有在南洋的第四代华人，他们不能停止阅读，因为那些文字疼痛而灼人，因为那些文字就烙在他们的根上。

　　有位老华侨说：作为一个来美定居三十年的“老华侨”，我很有“理由”不关心中国文化。比如说：对中国历史社会感到很遥远；既已入籍，落地生根；现实生活忙碌，哪有时间去想那么玄那么抽象的事；况且中国问题那么复杂，我这样一个文化边缘的人能起什么作用？可是4月17日那一天，我在柏克莱大学听张纯如讲南京大屠杀后，我的种种“理由”不得不丢进字纸篓……假如张纯如、拉贝都那么关心中国，我作为一个吃中国奶水、在中国文化土壤生长过，后来移民来美国的“老华侨”，真的没有理由不关心中国大地的一切。

　　可是，在用丝线穿起无数同胞的同时，回顾这一段人类史最黑暗最恐怖的历史，张纯如也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有什么人能在面对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族被暴行残酷蹂躏的时候不会觉得撕肝裂胆、目眦欲裂呢？在《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一个人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一项我们60年都未完成的责任，因此她也承受了我们所有人的痛苦。

　　写完第二本书之后，张纯如把目光转向了150年前的美国。在那里，也有一群无声的同胞。作为苦力，大量华工从19世纪中叶进入美国，充当金矿矿工、铁路劳工。1865年，华人移民的人数激增至5万人，其中90%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国劳工。看到中国人能吃苦、工资要求低，又十分顺从，这家公司便开始大量招收华人，总共有10万华工参加了美国铁路的修筑。

　　华人的付出，为美国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准甚至超过了爱尔兰劳工。1869年4月，一位雇用了华人劳工的老板说，他的工人每天可以铺设10英里铁轨。另一个雇用爱尔兰劳工的老板不服气。前者就表示愿以1万美元来赌个输赢。结果，华人劳工在12小时45分钟的时间内铺完了10英里多的铁轨。

　　在修完铁路以后，美国人担心中国劳工抢了他们饭碗，美国开始排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将华人赶出美国。150多年过去了，这些吃苦耐劳，为美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同胞却被淡忘，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张纯如为了他们，也为了她自己，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美国华裔史录》。张纯如说，她12岁那年，一位白人同学问她，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站在哪一边？张纯如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件事让她认识到，虽然她出生在美国，但在美国人的社会定义中，她不是美国人，而是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华人其实也是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写了这本书。

　　透过这本书，张纯如又站在了IRIS CHANG的对面。她意识到“华人在美国的经历不是一条渐进的单线。他们作为模范少数族裔之一，并非像某些少数族裔那样是从受迫害的社会最底层渐渐发展到社会上层的。华人在美国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美国社会对华人一直在容忍接纳和疑虑恐惧中旋转。”她依然同时站在镜之两面，痛苦地挣扎。张纯如曾经表示，她把《美国华裔史录》一书当成是“她个人写给美国的情信”，可是这种情怀又有几人能懂呢？

　　张纯如再次以IRIS CHANG的身份上路了。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外出做调查的旅行中，张纯如身心崩溃，不得不住院，住院后她继续与抑郁症抗争。从《南京大屠杀》到她近来准备写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

　　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在她最后给家人留下的字条中说，希望他们要记得那个没生病前的张纯如，那个“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张纯如，那个“为事业、写作和家人献身”的张纯如。

　　她希望家人记住谁？究竟是张纯如还是IRIS CHANG？她丢失过张纯如这个名字，她又找了回来，而且为我们找回了两段历史。但是这好像依然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她还在这世间不断寻找着。如今世间再没有了张纯如的身影，在她身后也无从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感激之情。惟有风从远方吹来，也许只有在那遥远风声里，依稀还有着她的气息，还有她找寻的脚步声。

　　张纯如的儿子叫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两岁零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