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和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签订了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此后，漫漫对日民间索赔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4本厚厚的档案放在桌上，里面的资料已在岁月的侵蚀下泛黄。童增轻轻翻开，小心开启着那些尘封的往事。这些资料是20世纪90年代初海内外华文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主题只有一个：呼吁发起民间对日索赔。

　　如今，距童增提出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已有14年；从童增和小野寺利孝写下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至今也已10年。漫漫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惟一清楚的是，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步履维艰：日本律师的支持受到右翼的激烈反对，而中国国内的支持尚不足以撑起民间索赔这一片天。

　　磕磕绊绊中10年已过，每一个为对日民间索赔做出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记住他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面对今后的索赔之路。

　　“理论奠基人”童增细说当年事

　　1990年4月17日，吃过晚饭后，童增像平时一样读报纸，一条小消息吸引了他的视线：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

　　当时的童增还是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查阅了其他资料后，他写成了《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并在当年的“扬我中华魂”征文大赛中获奖。获奖后，本来计划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因为“选题过于敏感”而作罢，但童增却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事业。1991年，童增开始联系一些政协委员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我记得替我递交建议的委员叫王录生，是第4128号提案。”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不安的等待后，童增得到的答复是“已研究……不宜提倡”。此后的3年，童增做了多次努力，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的索赔书也石沉大海。童增总结道：“1991年到1994年是民间索赔无人理睬的时期。”

　　这段时间，童增一方面名声如日中天，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追踪的焦点人物，许多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也纷纷给他写信；另一方面，他的本职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导致后来的离职另寻出路。

　　小野寺利孝介入打开索赔僵局

　　就在对日民间索赔看似无望之际，一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打开了僵局。

　　1994年7月，在听到日本共同社记者说起童增的事后，小野寺利孝很感兴趣，他决定来中国找童增聊一聊。童增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小野寺利孝当时50岁，他说一定要有决心，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两人见面的结果是一份于1994年8月5日签订的确认书，甲方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代表童增，乙方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辩护团筹备委员会”代表小野寺利孝。确认书以中文、日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共有6条，中心内容是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

　　第一次听到日本律师要帮中国受害者告他们自己的政府时，童增有些半信半疑，在认识了其他一些日本律师后，童增受到了震撼。童增说：“一位‘慰安妇’找到一个中国律师，律师说，帮着打官司可以，但要先交10万元律师费；可小野寺利孝为了帮中国人打官司，自己贷款2000万日元。”

　　1994年底，小野寺利孝、尾山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10年的对日民间索赔官司，平均每个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法院出庭，再到回家，大概要花费5万元，这些费用几乎都由日本律师团承担。

　　马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助理。他告诉记者：“日本律师团有300多名律师参加，遍布东京、大阪、京都、长野、北海道、福冈等地，他们几乎是按县市进行分工，各自负责自己区域内的辩护和筹款(募捐)。”

　　大江京子、中村洋二郎、大森典子、渡边彰悟、南典男、吉原雅子等律师都是律师团的成员，为了这场艰难的官司辛苦工作，他们不仅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上的代价，还屡屡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恐吓。其中，73岁高龄的尾山宏成为第一个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外国人。

　　马骥说，日本律师团的中坚力量是日本共产党，也有其他党派人士和大量民主人士。新��诉讼律师团团长中村洋二郎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参加是件好事。越是参与这种事业，就越是投入进去了。”

　　日本律师：让我们赢吧

　　69岁的孙景霞一家是日军遗留化武的受害者。2004年4月23日，她一个人去日本打官司，在机场迎接她的是吉原雅子律师，她在日期间的衣食住行也都由日本律师照料。她打心眼里感谢那些日本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从1995年开始打官司起到今年，他们每年都来我家调查取证。日本律师们为了正义和真理一点都不松懈。无论官司胜败，人家的心意我们永远不能忘。”

　　作为当事人的孙景霞心存感激，而童增的评价则更加理性。他说：“他们没有什么功利，而是从人性、人道出发行事。”

　　王选，对日索赔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她的身份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和日本律师打交道多年，她被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所震撼，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她说：“日本律师认为日本欠下了历史债务，作为国民他们应该为国家还债。日本人国民意识强，他们非常顾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王选的话和中村洋二郎所说相同：“为了日本，为了日本的子孙，担心如果不清算，日本人本身就有很大的罪过。我真切感觉到我的行为不是敌对自己的国家，而正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无论是为了正义、人道，还是为了日本国或者日本的子孙，这些日本律师执着地坚持着这项事业。本报记者拜托精通中文的吉原雅子代为转发几个问题，请几位日本律师做书面答复，但等待了一个月后只有中村洋二郎律师抽出时间给予答复。吉原雅子11月9日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南(典男)律师昨天刚从齐齐哈尔回来，一直特别忙。小野寺(利孝)律师好像身体状况不好。反正，我们律师团的每个律师，每一天都过着这样忙不过来的日子。”

　　当然，如果索赔官司获胜，为此出钱又出力的日本律师也会有相应的报酬。按照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签订的协议：“战争受害者从日本国家及企业得到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时，乙方有权从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诉讼代理费，作为代付金的偿还。”

　　对于可能获得的报酬，中村洋二郎并不隐瞒，他说：“我们没有考虑过胜诉之后的报酬，如果真有胜诉报酬的话，那也是巨大的。我在这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担当角色，感到高兴、幸福。让我们赢吧。尽快打下这场官司。”

　　王选感动了中国，却没能避免无奈

　　在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大旗下面，是一个个不同的官司，每一个都凝结着参与者的心血，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王选为细菌战受害者而奔波，康健为中国劳工、慰安妇的诉讼当辅佐人，苏向祥为侵华日军遗弃炮弹、化武受害者诉讼做中方代理人，马德志、马骥父子以及王子安为搜集受害劳工证据而常年奔波。此外，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案等。

　　王选，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说话语速极快。作为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她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她奔波中的苦闷和负担。“我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后，有一家著名企业找到我，说要赞助我100万元，策划公司说要举行万人集会，安排公司领导先讲话，还规定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王选最终拒绝了那笔钱，也拒绝了一场纯粹商业化的炒作。

　　“钱”困扰着王选和每一个参与对日索赔的人，社会的冷漠和凝聚力不足让王选更为痛心。一些活动要涉及到某些政府机关，但一些官僚的冷漠伤了她的心。她听说浙江某市市长关注对日索赔事件时，给那位市长的秘书打电话，那位秘书知道她和她所做的事情，但依旧懒得通报一声：“你们民间打官司，找政府干什么！”在重复这句话时，王选骂出了“混账王八蛋”这句脏话。

　　“我会坚持下去。但让我一个人付出这么多，我觉得这不公平。”电话那头的王选显得有些伤感。接受记者的采访后，她必须第二天赶到日本，为即将到来的官司做准备。

　　对日民间索赔诉讼10年，25件官司中败诉的多。但参与索赔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这有助于端正日本对历史的认识

　　索赔诉讼10年 25件官司败诉的多

　　康健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详细地勾勒出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各法院诉讼的情况。

　　1995年6月，中国劳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索赔诉讼。迄今，中国部分战争受害者已先后在东京、札幌、新潟、京都、群马、长野、福冈、广岛、长崎、宫崎等10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2004年8月底，索赔诉讼案共计25件(未包括台湾及香港在日本提诉之案)，原告分别为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受害者或遗属。被告分别为日本国及相关日本企业。

　　自1995年起诉至2004年8月底，上述25件案件中，已有20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其中一审胜诉5件，占已作出一审判决案件的25%；一审败诉但判决中认定事实的11件，占一审判决的55%。现有20件一审判决案件中共有16件判决(含胜诉和败诉)认定了事实，占一审判决的80%。

　　2001年7月至2004年3月，东京、福冈、新潟地方法院，分别对强掳中国劳工、遗弃毒气弹及炮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誉权案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

　　在败诉的案件中，有4件未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和11件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

　　今年已作出二审判决的两个例子是：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及三井矿山损害赔偿案，裁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的中国原告是一审胜二审败。该法院仍详细认定了事实，并认定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且不应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这一点比一审判决有进步，但最终还是以超过时效和除斥期间为由判原告败诉。

　　2004年7月8日，广岛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西松组损害赔偿案，作出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原告胜诉的判决。该法院认为，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应以时效和除斥制度来免除西松组的责任。

　　上述两案二审判决后，败诉方均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进入三审阶段。

　　接受记者采访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有助于端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一盘散沙 缺乏支援 对日索赔面临困境

　　无论有多少困惑和牢骚，王选依旧在奔忙，但仅仅靠一个或几个王选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她的头衔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但细究起来，这个组织没有合法地位，不仅寻求赞助难，许多受害者甚至也不愿意跟她去出庭作证。

　　因此，王选奔走呼吁的目的之一，就是成立非政府组织(NGO)。她认为，中国人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基金，组织调查、取证，然后再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凝聚社会的力量，改变目前一盘散沙的困境，是王选的梦想，也是赢得对日索赔官司的必由之路。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事情，不能一切拜托日本律师，不能仅靠日本友好人士的捐款维持。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律师康健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但还是应该有义务帮助自己的国民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或者基金，许多公司在考虑给王选捐款时犹豫不决，有的公司答应给钱后又反悔，理由是“不知道政府什么态度，怕惹麻烦”。与几百名日本律师尽心尽力相对照，全国大多数律师没有参与进来；有些人参与了，但不主动。

　　在中国国内支援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律师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对他们进行骚扰甚至恐吓，法院的法官也承受着压力。许多日本律师也已倾其所有。福冈案一审胜诉后，松冈律师表示，已经没有力量再接其他官司了。

　　更大的难题是，受害者年龄增大，许多人没等到结果就撒手人寰。芥子气诉讼案中的直接受害者李臣住院，刘振起病重卧床，无法出庭。刚入冬，被掳劳工接二连三逝去。曾和“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马德志住一个工棚的工友去世，令老先生悲痛不已。

　　律师困惑：“为什么不制裁那些涉案企业？”

　　对日民间索赔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为索赔奠定理论基础的童增，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曾去日本为索赔官司出庭作证，证明受害人是在知道了他的理论后才开始起诉日本政府和加害者日本公司的，因此诉讼并未失效。

　　前不久，童增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把对日民间索赔官司搬到国内打。他认为，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法院对此类案件没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也有人担忧，在国内起诉的几场索赔官司结果都不理想，即使胜诉，法律的执行也会遭遇障碍。对此，童增的看法是，可以冻结涉案日本企业的账户。

　　康健前不久接受上海一家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和童增类似的想法。她认为，可以确立中国法院对此事的管辖权，可以对那些犯有战争责任的日本企业进行制裁。康健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三菱、三井、住友等都曾经对中国劳工欠下累累血债，其中还包括在上海宝钢拥有股份的新日铁公司。这些公司现在一方面在中国赚钱，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缺乏认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对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公司进行制裁？”

　　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康健认为，中国民间的声音太弱了。她说：“福冈案判决出来后，7家日本媒体都以社论的形式对此事进行评论。中国媒体的报道和关注虽然也不少，但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媒体作为民间声音的一个代表，对整个事件应该始终关注，而不是等出了一件事情以后才炒作一下。”

　　“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的泉泽章律师，也在9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今后辩护团在法庭上要奋力斗争，争取判决胜利。法庭外则争取民众广泛支持，为赢得战后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而努力奋斗。

　　苏向祥律师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提出了关于对日索赔的5条建议：

　　第一，纳入国家的法律援助轨道，在各级律师协会的指导下，使中国律师对受害者事实展开全面法律调查。

　　第二，在中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与社会各界就全面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展开讨论。

　　第四，与中日友好的政治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接触，对相关问题达成共识。

　　第五，与中日主流媒体合作，发出国际呼吁。

　　马骥高兴地告诉本报记者，在江苏南京，已经有省级官员退休后参与此事，山东省的律师也已行动起来。马骥、童增、王选、苏向祥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誓言坚持，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记者 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