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袁支

　　2月10日，南京一位青年民营企业家吴先斌，向记者出示了两份他收集到的、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情况的史料。

　　这两份史料，均为1938年3月13日，江南水泥厂职员徐莘农和一位姓高的人，写给在上海“孤岛”的江南水泥厂的经理们的信(以下分别简称“徐信”和“高信”)。

　　徐莘农系该厂会计科副主任，留厂小组成员，毕业于复旦大学；高身份有待查明。徐信十分完整，高信则是粘贴在徐信上的残件。

　　徐信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小医院的情况，称“所办医院”是在该厂“职员宿舍”，说“每日(来小医院就诊的)病者七八十”，“死人过多，似亦不宜。……病室如无相当药品消毒，遗害亦不浅也”。

　　以前，记者通过徐莘农的女儿徐尔莘收集到了包括1938年3月18日、4月8日在内的徐莘农给经理们的信。徐在那两封信中说“医院日益扩大，来就医者日益众多”，“医院中贫病者，多亦惨不可言，伤心惨同(痛)，可忍言哉？”并称小医院是“辛先生所办之事”。辛先生即在该厂护厂的丹麦人贝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徐信还记载了农村难民和该厂难民区的一些情况。

　　徐莘农在信中说，“各家稻子已洗劫一空”，“难民迁回十分之二……男子回家，女子留此者亦不少……(难民)于月底前离去，事实上恐不易做到”。此前5天，徐在另一封信中说，“花姑娘一层，亦即毫无办法”，把徐前后几封信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判断当时南京栖霞地区(即江南水泥厂附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

　　徐信还从侧面记载了辛德贝格的一些活动，“辛先生每日自己驱车出去”，“汽油柴油均将告罄，汽车屡次受伤已不成样子”，“汽车胎均破了，最好购办二个。”

　　高信则记载说，“现在有数十里范围难民两万多人(实际1.7万多人——记者注)，均靠厂方搭棚(亦有难民自搭——记者注)居住，均以厂方为救命圈，西人(指时在该厂护厂的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京特博士——记者注)爱护，安全。”“本街(应指该厂附近的摄山街——记者注)房屋只烧王××、载(戴)××两家，幸西人救护，余均未动。本街不曾死人。”

　　吴先斌还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他得知本报记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栖霞两座万人以上难民营已有多年，遂邀记者前往鉴定。记者将笔迹、语言风格、纸质、收信日戳和阅后签名，与同类信件比对后，觉得当为真品和原件；更重要的是，信的内容及其细节，与研究者已发现的其他史料相互吻合，是他人无法伪造的。

　　1938年7月6日，徐莘农记载：“信均拆开”，“均受检查”。在当时许多事情在信中不便明说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具体的记载，已属难能可贵，又在近70年后的纪念抗战爆发和30多万同胞遇难70周年前夕被发现，确有较大价值。

　　记者认为，徐信印证了本报的考证成果(详见2006年10月30日本报报道《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当年救助伤员的小医院确实在“建厂初期单身职员宿舍”。徐信也印证了辛德贝格记载的案例，他亲自处理的被日军打伤的病人中，确有一些后来死亡(案例现存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茨文献”)，还印证了辛德贝格关于农民“绝大部分粮食和家禽都被日本人抢去了”的记载。高信则印证了江南水泥厂历史档案中关于日军在摄山街放火时，京特率员工前往救火的史实。此外，徐信还印证了1938年2月初辛德贝格从江南水泥厂写给丹麦奥胡斯市一位朋友的信(载1938年3月丹麦报纸)中的一些记叙，如综合其他史料，可进一步证明辛德贝格常驾车到郊外拍摄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为农村难民递送记载日军暴行的呼吁书，进城察看江南水泥厂在城内的财产，为城内从事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提供食品、信息，接送城内的德国、美国友人下乡记录日军暴行，并从城内鼓楼医院和红十字会接来护士、要来药品，到江南水泥厂办小医院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