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部队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相继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

　　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资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

　　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的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

　　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的时候，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今晚9时—10时。我和陈先生巡视了校园，洗衣房姓胡的工人和他的邻居都来了。他们担心今天晚上有撤退的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家有年轻的姑娘。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刚好一年前的今天，蒋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被拘留了。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

　　(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

　　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近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

　　贝茨大约在11时过来。他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得到了5万美元，用以建立伤兵医院，第一所医院将设在外交部。已经组建了一个17人的委员会。

　　下午4时，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刻赶到那儿，我打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

　　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着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下午7时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存有大米的房子。F·陈和我试图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

　　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与你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

　　1937年12月21日，星期二

　　早饭后，我们开始搜集有关昨晚25名宪兵所干坏事的材料(两名妇女被强奸)。但我们知道，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必须小心谨慎，要讲策略，否则，可能引起这些士兵的仇恨。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比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更糟。

　　下午1时30分。我和艾奇逊的厨师坐着使馆的车向西开去。他听说他75岁的老父亲被打死了，急着要去看一看。我们看到那位劳人躺在路中央。我们把他的尸体抬到一个小竹林里，用席子裹好。据说，这位劳人拒绝到大使馆接受保护。

　　我们2时到达日本使馆，领事不在，因此我们准备4点再来，幸运的是，当我们出门时看见了领事的车，于是，我们就回去与他见面，并告诉他我们很抱歉，无法为25名宪兵提供木炭、茶和点心，能否晚上安排2名宪兵，白天安排一名。

　　今天下午，南京所有的外国人给日本使馆送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为了20万南京居民以及日本军队的自身形象，恢复南京的和平。

　　离开日本使馆后，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三牌楼詹金(Jenkin)先生家。尽管他的房子有美国国旗和日本使馆的告示，以及致东京特别电报的保护，但仍然被彻底洗劫。在车库里，我们看到了他信任的佣人的尸体。在这以前，他拒绝离开主人的房子到大使馆躲避。

　　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

　　不管悬挂哪国国旗，只要没有外国人在场，任何小汽车停在街上都是不安全的，于是，我们把使馆的汽车开回学校(我不愿独自一人行走)。这时，一名神情黯伤的男子走了过来，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他27岁的妻子刚刚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家，就碰上了3个日本兵来到他家，这3个日本兵逼迫他离开，而现在他的妻子还在日本兵的手中。

　　今晚，校园里一定有6000或7000(也许是9000—10000)名难民。由我们这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是死亡和凄凉。

　　我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也发不去信件或消息。今晚，我到前门去视察时，守门人说，现在度日如年，生活已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实话。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未来。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1938年1月21日，星期五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个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

　　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了。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唯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Allison)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了。

　　来源：《魏特琳日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