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井光之助

　　1999年5月采访

　　因为支那事变，我接受了第二回召集，去了北支和中支。当时我的头衔是伍长，手下带了12名士兵。我参加了南京战役，徐州和大别山的战役。

　　昭和8年(1933年)，我去了齐齐哈尔，在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又去了北支两年。昭和20年(1945年)我在台湾，就是那年停的战。当时我从大阪港出发，本来打算去菲律宾，可遭到了攻击，结果在中途的台湾(基隆)登陆，后来转移到了高雄，在那里迎来了停战。

　　战前，我家在本地务农，我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兄弟三个全都上了战场，后来又全都平安归国了。在战争过程中，我一直都待在机枪队里。

　　开重机枪的很多都是大块头。光支架就有60公斤左右，所以拆卸跟搬运都很吃力。支那事变的时候，我在第1机枪中队担任分队长。

　　分队长负责带着装有机枪零部件的箱子行军。遇到敌人，我就要分配任务、观测距离、设置场所和指示目标等等，同时也向弹药手下指示。

　　在最后的抵抗线紫金山是一场激战。第1大队第1机枪中队的分队战死了4个人。在战争中，抵抗战一旦失败，居民就会被卷进去，到时候就很可怜，没地方逃生。

　　我们日军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不吃不喝的，在扬子江边拿机枪打死了逃跑的地并。说是让敌军回老家，把人用卡车运到扬子江边，就在那里枪杀了他们。我们潜伏在扬子江岸边，小队长下令：“架好机枪，等待命令！”就在我们架好了机枪等着的时候，只见别的部队用卡车载着中国兵过来了，我们管那卡车叫“一碗”、“两碗”。……

　　我们骗他们说是放他们回老家，中国兵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船。他们是在扬子江上的船。等几百号人“哗哗哗”地全上了船，我们就拿重机枪把人给打死了。生存下来的人是等在下边的海军给开枪打死了。当时(载中国兵的)船很多，都是那一带的生活用船。

　　记不得当时一共干了多少天，不过从头到尾我都看了，都清楚。基本上是在间隔50米处架设三到四挺重机枪杀人。那数目很庞大，不是以百为单位，而是以千为单位吧。被卡车运到江边的中国兵武器已经被收走了，被解除了武装。我们重机枪是隐蔽架设，不让中国兵知晓。

　　这样的“处置”持续了四到五天。装载中国兵的船是那些靠扬子江生活的人的船。中国兵一批接一批送多，船也跟着一调节一条顺流漂走。而我们，在离岸300米的小山坡上架好了重机枪扫射。

　　重机枪一分钟能发射450发子弹。当时杀掉的人的总数无法计算。海军士兵把尸体往下游扔。时间恐怕是在紫金山战役才结束不久吧。

　　在南京，我们把普通百姓家用作宿舍。当时我们只负责开枪杀人，处置是海军干的。在进行“处置”的南四五天里，我们每天一大早出发，过去架好机枪，不吃不喝连续执行这项“处理”任务，一直到晚上。当时弹药需要不断补给，用量惊人。

　　从城里运载中国人的是别的部队。把他们装在日本的军用卡车上。人塞得满满的，一辆车上至少装了五十几个人。中国兵都没有被捆绑。那期间，这样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开到岸边来。

　　至于扫射时候的心情，我一方面是觉得他们可怜，可另一方面又想，这样一来(战斗)就可以结束了，太好了。说什么要尊重俘虏，这种话那时候我听都没听说过。那时候听到的只有“杀”这道命令。自己干下了那样可恶的事情，战争不管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让人再也不敢去碰了。战败国真的是非常可怜，我认为。

　　我没有参加过城内的扫荡站。我不圆一让我的儿子参加这样的战争。在南京，第1机枪对五没怎么干过好事。征发的时候，我们就跟小偷一个样。人终究还是不亏待自己的嘴巴的。我当时因为是军曹，就跟强盗抽头似的，士兵拿了很多东西过来给我吃，有很多芋头和鸡肉。我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那期间很空，老是玩。

　　我知道上司里有人不去部队专用的慰安所，而是私自拉来女人享用。

　　开进城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尸体。那可真是悲惨啊。小河和池子里堆满了尸体。看到他们烧死后的惨状，我们几个同伴就留下“遗言”，如果我们死了，希望能能够郑重其事地火葬我们。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过几回。

　　我们用漂浮着大量尸体的小河里的水煮饭。因为有尸体的血之类的，那水都发臭了，煮的饭也因此变色了，不过我们也只好吃下去。虽然有很多鸡肉猪肉，但是部队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平时很难吃到。

　　来源：《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