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楷

　　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我从鼓楼电话分局铁门缝隙处，看到南京中山路上一片慌乱，国民党保卫南京的部队，溃不成军，纷纷往下关方向疾走，沿途也有少数官兵朝天放着枪。南京保卫战开始后，首都电话局为配合守城部队作战，成立了“留守工程团”。十二月十日，“留守工程团”奉卫戍司令长官部命令，大部分撤离南京，团长黄如祖、施工员张光暄、测量长陈尔福、测量员龙正谷、机务佐沈毛弟、线务佐汪子卿、长途测量员许国维、华无领班胡善保、机务员陈义刚和我继续留下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原来我们各人往在自己家中，十二月八日，日军围攻南京形势已成，观测气球高悬城外空中，炮兵不停地向城内打炮，情况十分紧张。因此，我们十人自十二月十日起即搬到鼓楼电话分局集中居住。首都电话局在撤离前曾为我们这些人雇了一只木船，准备南京危急时渡江撤退之用。由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得太快，计划又不周全，造成极大的混乱。渡江工具奇缺，撤退官兵看见船就拉，我们准备的一只木船也早已不见(这只船被先行撤离南京的“留守工程团”用去了)，撤离南京是不可能的事了。当时南京城内的一些外国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叫作国际委员会，划了一个难民区，其范围是南京的新住宅区，即山西路西段，中山路西侧，汉中路北边的一块地区。地区内包括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及新住宅区内的许多房屋。那些房屋多数已无人居住，有些只有个别看守房屋的人。因此，城内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进入难民区，找到空房就进去住。我们十人只好也进入难民区。十二月十二日晚饭后，我们移住到首都电话局朱一成的房子里；南京电报局的一部分人由陈治平带领住进电报局长吴保丰的房子里。朱一成的房子和吴保丰的房子，大门在不同的两条路上，但后面都可以互通。当天夜里，炮声隆隆，直至天命才停止，据说是国民党炮兵为掩护部队撤退在向日军猛烈轰击。另外彻夜还听到中山路上撤退车林和撤退人员的骚杂声。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一切都寂静了。

　　十三日上午，日军大批入城。难民区内日军随意进出，并驻扎军队。上午十时左右，首批日本士兵两人，进入我们住出，对我们一一观察询问(用简单中文句，结合打手势)有无武器。我们赶快摇头说：我们是经商的，没有武器，问完后他们就走了。不久第二批又来了，这一批来的什么都不问，只是做手势要我们的自来水笔和手表，看到自行车就退走，我的自行车、自来水笔就这样被抢走了。以后络绎不绝的日本兵前来勒索、搜身。在十三日以后的十天里，日本兵两三个一群，有时还有东北人做翻译，不断到各住宅勒索财物。对法币，他们最感兴趣，看到就拿，有时还直接向被搜查的人要，如没有，他们动手就打，因此被打的人不计其数，我们同住的人中也有被打的。日本兵对与中国妇女，任意侮辱奸污，被海的妇女为数很多。朱一成局长的邻院也是一座楼房，楼顶上挂了一面法国旗，这里住的全是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十三日夜间，彻夜有日军轮流翻墙，潜入妇女房间，进行奸污。次日，住在这座房屋里的妇女都搬走了。就在同日夜间，有日本兵跑到我们的住房内要“花姑娘”。我们都是男人，因此，他们悻悻而去。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黄如祖到到国际委员会去了解情况，我陪他一同前往。沿途行人稀少，当距离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不远时，看见几个日本兵押解着几个中国男子，后面还有一个中国妇女跟着啼哭，向我们走来，我们急忙转了弯走进另一条路。走了一刻钟左右，看见远远的广场上坐着数百个中国男子，日本兵持枪监视着他们。我们急忙调转方向，由原路转到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才到一两分钟，就听到从广场出传来密集的机关枪声。数分钟后国际委员会得到报告说，日本兵在山西路广场上用机枪射杀了数百名中国人。日本兵十三日上午入城后即挨户搜索，难民区内也是挨户艘受，日本兵认为可疑的人即抓去。

　　为了减少和避免日本兵对我们的骚扰和勒索，我和张光暄、汪子卿、沈毛弟带领，搬到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居住。办事处经理是德国人，南京沦陷后，他仍然住在那里。沈毛弟的叔叔是西门子洋行的老师傅。在这里避难的有近百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居民，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型的难民收容所。每遇到日本兵前来骚扰时，德国人经理就出去交涉组织。由于那时日本和德国是轴心国家，因此日本兵还得德国人一点面子，不敢公然骚扰。但日本兵翻墙入内的事，仍然不断发生。不过较其他收容所好得多了。

　　由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办的是难民收容所是南京规模最大的了，收容了数千人，由美籍教师和美籍牧师主办。那时美国和日本仍有外交关系，日本兵很不尊重他们，但也不敢妄加迫害。日本人经常要收容所派出劳动力，去为他们打扫和清理战场和长裤。这些人一般晚上都能如数会收容所，也有被任意枪杀或一去不回的。在日本部队转移时，日本兵任意强拉居民委他们挑运行李，侮辱殴打，有的丧失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日本兵曾到金陵大学收容所，口称要数十名妇女为他们洗衣缝被，收容所左右推托，日本兵就动手强拉，收容所管理人员怕日本人强拉更多的人，就选了四五十人跟日本兵走了。当日由日本兵送回，据回来的副你透露，大多数人被日本兵奸污了。其他收容所和住在家里的妇女，受侮辱遭奸污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据派去为日本人劳动的人回来说，他们在清理一个大地下室时，看见里面有许多被杀死的军民尸体。他们在路上还看到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也被强迫做各种清理的劳动和搬走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资。

　　在南京沦陷的半个月后，另一个大的灾难又降临了，这就是领取良民证。日本人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到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大部分制定的地点是在难民收容所里。领证的人先排成队，然后逐一进行检查询问。检查的方法是逐个的看头上额面上有无戴军帽的痕迹，再看看手上肩上有无茧等，有时还要来回走路给他们看，只要被只要被认为有可疑之处的，一律被带走，不知去向。

　　我们在难民区里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朝不保夕的过了五十五天。在我的收容所里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五灯收音机，每到夜间，我们就在一起，偷听广播，听到江西和湖北的广播，知道那里还没有沦陷，而安徽和县有时被日军占领，有时也被我军收复。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留下的职民区商量，决定设法逃到和县。在难民区住了约五十天，听说难民区就要解散，因此，我们十一人(中国局十人及电报局陈治平)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凌晨，天微明时出发，十一人分开前后，每人相隔约三十米左右，经上海路、莫愁路至水西们。到水西门时，天已大亮，城门已开。城门口一半堆了沙包，一半走人。城门口站着四个日本兵。我们硬着批拿着良民证慢慢朝城门口走。日本兵问我们出去何事，我们预先准备好，说是接家眷回南京。在我们行进队伍中尚有少数不相识的挑担卖鱼的和挑担做小生意的，总算是逃出了第一管。出城后一路上见到分无已少进，水西门外大桥和江东门大桥都是木板做的临时桥，下面是填实的。据同行的挑担人说，这桥下全是填的军民的尸体。经过江东门大桥后，圩在找到汪子卿的熟人，住了一夜。次日凌晨，我们渡过长江步行至和县，然后步行去合肥，共走了六天才到。从合肥乘车到武汉，到武汉已是十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了。总之，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南京人早社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日本兵杀害了数十万无辜百姓，遭侮辱妇女难以数计，抢劫和毁坏的财物，又何止亿万！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恶，是侵略战争带来的恶果。

　　侯楷：作者当时系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工程师

　　选自《南京保卫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