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晏清

　　淞沪抗战以前，我是第十八军司令部中校参谋，正在陆军大学第十五期学习。战役开始后，罗卓英打了个电报给我，暂时调我到前线参展。接到电报后，我即赴上海前线，参加了罗店战役。以后，日均从金山卫登陆，企图断我后路，国民党军队即全面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得知，罗卓英奉蒋介石的命令，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司令长官唐生智防守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我随罗卓英到了南京，我住在南京铁道部的长官部。罗未住在这里，有时来这里办公。

　　十二月十一日，罗要我陪同他到前沿阵地去视察，沿途经过山西路、鼓楼、大行宫、新街口一带，看见十字路口都在构筑工事，工事都是用沙袋堆起，是准备巷战的，我们又继续向中华门方向走去。那时，日均的飞机正在向中华门投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沿途商店都关了门，停止了营业。当我们到了中华门附近，看到被炸后的惨景，很多房子被炸塌了，远处传来老百姓的嚎哭，撕心裂肺。我们从中华门的东侧登上城楼，发现附近一些战士的尸体，这些战士是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的。这些尸体倒卧在路旁，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他们还没有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卫国捐躯了。我们看后心里非常悲痛。当时我就叫第八十八师的军官把这些抗战烈士好好安葬，以慰忠魂。

　　我们刚登上城楼就遭到日军狙击手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我们沿城墙边走到城门附近，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有一股日军在城外运动，同时听到密集的机关枪声音，也看到了我军的士兵在运动，知道城外还有我军在同日军激战。我就问身后第八十八师的军官：“这是哪各部队？”他告诉我说是他们的一个团。正说话时，枪声异常激烈，这个部队与日军形成拉锯状态。那个军官又告诉我，前天有一部分日均突入到中华门的城楼底下，并有少数日军冲到了城门下，占据了沙包掩体工事，用机关枪向我方扫射，情况十分危急。但是，我们没有畏惧，马上组织反攻，同时城楼上的人把手束手榴弹往下扔，结果把日军打了出去，我们马上恢复了中华门城楼下的阵地，接触了日军对城内的威胁。此时日军的飞机还是不断地向城里投弹，没有投到城墙上，只是落在城墙里面附近的街道上。我们又向东走了一段，城外的日均离我们很近，他们不停地用机枪向我们射击。中华门外有一些房子，日均就利用这些民房构筑了工事，开了枪眼向城上射击，所以在城墙上运动很难。我们看了一些情况后就回长官部了。

　　回去后，罗卓英对我们说，南京是先总理葬身之所，如果不战就放弃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先总理于地下呢？所以必须同敌人决一死战。他又说，要守住城，必须以城为依托，牵制敌人，以城外部队进行机动，里应外合才能守住城。今天南京是个孤城，城外除紫金山有我们的部队外，没有大部队集结，所以，只能利用城墙为依托来消耗敌人。因此，我们守城是个持久防御。他还说，我军将士是勇于杀敌的，但我们的守城部队粮弹都缺乏，因此，守南京是仓促的，草率的。要守到哪一天，还要看委座的决策。罗卓英后来又说，人生总有一死，我们死在南京，葬身钟山之下，必为后代所敬仰，还可以教育后人。这些是大概的意思，他是暗示我们要与南京共存亡。

　　十二日上午，罗卓英突然要我到江北去联系，了解一下江北友军的情况，究竟还有哪些部队。我一到下关就发现了大问题。我找到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对他说明我要到江北去的意图。他说好是好，就是现在没有船。我说：“下关没有船，将来部队要撤到江北怎么办？”他支支吾吾也没说清，只是派了一只小货轮给我，送我过江。当时江南有很多伤兵没过江。事后听说蒋介石下了命令，要南京的部队突围，只许卫戍司令长官部的人员从下关渡江，其他部队都要执行突围命令。但是，在撤退过程中，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执行突围命令，一齐拥向下关。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执行长官部命令，除长官部人员外，一律开枪加以制止。退到挹江门部队与第三十六师发生冲突，被打死、踩死的人不少，但还是制止不住。

　　在下关的江边上，人们纷纷抢先过江，有的用木盆、门板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像野鸭子一样。有的蹲在木盆里，有的趴在门板上，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我到了江北未找到友军，又不能回南京，只好先去滁县。

　　十四日我到了滁县，罗卓英也到了，我随他到醉翁亭开会，不久唐生智也来了，大家刚一坐下来，唐生智就叹了一口气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又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他叫把运输司令周鳌山找来，唐一见周就把桌子一拍，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大声喝道：“你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江那边被日本人杀了！”周鳌山吓得不敢讲话，支支吾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有什么办法？”唐生智又喝道：“枪毙你！”周鳌山呆若木鸡，后来低着头走了。

　　这时罗卓英向唐生智告别，回第十五集团军去了。我也离开了罗回陆军大学继续学习。

　　王晏清:作者当时系第十六军团司令部中校参谋。

　　选自《南京保卫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