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于飞周扬天宇王君

　　【金陵晚报报道】 万里寻证——在浩瀚如海的档案史料面前，搜寻着所有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每一个细节，这一个过程自2002年开始，已持续了近5年并仍将延续。

　　今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

　　授和江苏行政学院的杨夏鸣教授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到南京大屠杀大量极具价值的资料。而目前，仍有一批学者远赴日本、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专家集体寻证活动。张生说，这个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寻证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张宪文教授领导的，并由一批专家陆续展开。这样的寻证，是要找到最详尽的史料，以加害方、被害方以及第三方大量的资料来佐证南京大屠杀。

　　240小时冷板凳地毯式搜索

　　美国国家档案馆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中心。

　　张生说，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以及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和幸存者的口述历史资料真是“浩瀚如海”，需要他们一个个仔细去寻找。而查找的过程还真有些复杂：“先通过顶级目录，找寻资料可能在档案馆的哪几个房间里，然后在这些房间里搜寻，保存材料的箱子，在箱子中几百页上千页的文件中寻找所需。”

　　“有关日本战争犯罪的那本目录就有4本之多，东京审判的记录多达5万多页！”因此在如此多的史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是一个枯燥而艰难的过程，每天8小时的冷板凳，两位专家一坐就是一个月，每天都在不同的房间找寻自己需要的“档案箱子”，一天要翻动几百箱，但是收获也很大，他们就拍了5个G容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足有数千张。这些资料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佐证了南京大屠杀。

　　密电最早提及屠杀人数30万

　　张生告诉记者，1937年前后，美国已破译了日本方面高层外交信息的密码，如今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破译的1937年前后日本外交文件就多达1万多页，在多日的搜寻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份极有价值的绝密文件，那是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1938年1月17日自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电文中说：

　　“几天前回到上海以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的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包括强奸年幼的儿童，对市民无情的残暴，这些内容持续地从各地报道出来，而这些地方的仇恨和杀戮仅仅在几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军队在别处的这些暴行，令这里(指上海，译者注)(良心)较好类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耻，这种羞耻感更因为本地日本军人的系列疯狂行为而加强。今天的《华北日报新闻》报道了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事例：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妇女，开枪打死了3名超过60岁的妇女，打伤了另外几个手无寸铁的市民。”

　　张生说，这是目前搜集到的最早提及日军在南京屠杀居民30万人的铁证。

　　从军日记记录“奉令杀人”

　　相信每个南京人对《东史郎日记》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在当时的日本军人当中，记从军日记的并不只有东史郎一个人，这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军人的一个传统。在张生教授这次赴美收集资料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也发现了不少日军士兵的从军日记。在这些日记当中，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日军几乎是走一路杀一路的，而且都是“奉令杀人”。

　　张生为我们列举了其中的一页日记。“这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军法局档案中一本不起眼的从军日记中的一页。”张生告诉记者，这些从军日记大多记得非常简单，只是记时间、地点、杀了多少人、被杀者的惨状。比如，该页日记上写着“29日”、“常州”、“午前10时出发”、“扫荡”、“正午入城”、“80人”等战斗中的事件，其中对于屠杀80人的事件描绘最多，占据了整页日记的三分之二篇幅。

　　“这本日记的发现不仅说明“杀人令”的存在，而且说明对中国百姓的屠杀实际上在日军前往南京的路上是很平常的事情。”

　　对于日本士兵记录战争日记的传统，张生也和其他学者做过探讨。大家基本上都认同这些日记实际上是日本军人为了记录自己在作战中的“英勇”表现而写的。因为当时没有日本士兵相信自己的国家会战败，所有的杀人记录都是他们悬挂在他们胸前的“勋章”。“很多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都会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在中国杀了多少人。”张生说，而在战后这些日记和书信就成为了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另外，这本日记还透露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不久之后会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奉令杀人事实的声音出现。因为在这本日记被送到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军法部的时候，军法部的工作人员经过鉴定后判定这本日记“不太重要”。张生说，目前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所提出的“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所谓证据，早在东京审判时就已经被法官们反复论证过。

　　纪念馆不应只在南京

　　“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面对目前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现状，张生感叹道。之所以研究的学者不多，与资料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多是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幸存者口述、当事人日记来编辑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资料仅限于被害方——中国，而加害方——日本和第三方——其他国家的资料却很少。而实际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日本军人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新闻记者也都有很多记录。

　　资料的缺乏导致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张生举了个例子，比如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进行“百人斩”事件人所共知，但是这一事件背后是什么呢？张生从书柜中拿出了厚厚两大本装订好的日文资料。“这些全部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报纸关于战刀与杀人的报道。”张生告诉记者，这些报道中“五人斩”、“十人斩”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生产战刀的作坊以此作为广告的依据！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战刀、‘斩’和日本军人休戚相关。”张生说。

　　另外，张生认为，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在南京有是远远不够的。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城市都建有“纳粹屠”的纪念馆，在其中大部分城市并没有经历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可建立纪念馆却能让每个人都牢记那段历史，拒绝战争。

　　“像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也不应该只在事发当地建立，要让全国、全世界都了解这段历史。”张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