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7月07讯 昨日下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会长秦杰和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走访慰问了周绍华、薛礼祥等部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秦杰会长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1987年统计的1756人，减少到现在的400人。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27名大屠杀幸存者去世。南京已经有一系列动作救助幸存者，但他们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关心。

　　大屠杀幸存者20年少了3/4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

　　晨报讯(实习生余婧记者朱福林)“他们是活的历史见证者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会长秦杰急切地对记者说。在1987年首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统计时，尚有1756名幸存者在世；10年后再次进行统计时，在世的幸存者就减到1200多人；到现在，大屠杀幸存者在世的仅有400人左右。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27位幸存者离我们而去。秦杰向记者表示，再过十年，恐怕这一批幸存者都要离去。

　　在一批已经去世的幸存者中，不乏像李秀英这样知名度较高的幸存者。日前，在赴日应诉的幸存者夏淑琴从上海浦东机场回南京时，扶着老人上车的谈臻律师对记者说，现在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是第一位的，像老人这样具有知名度的幸存者，在她身上凝聚的意义非常重大。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向记者表示，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对这段被外界一直试图扭曲的历史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

　　刘相云作为江东门纪念馆的馆长助理，从1991年开始就挨家挨户寻访大屠杀幸存者，那个时候有的一天能拜访到6位幸存者，在17年的时间内，他获得了500多位幸存者的一手资料。但是现在，刘相云遗憾地告诉记者，他采访的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

　　据了解，为了“抢救”大屠杀幸存者，一方面南京市民政局每年给这些幸存者一定数量的救济，另一方面援助协会也在积极开展救助工作。秦杰会长告诉记者，他本人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随着父母在南京城里东躲西藏，他深刻体会到保存这段历史的重要性。现在援助协会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募捐，已经在尽力帮助这些幸存者。他呼吁更多的人、更多社会团体加入到这种历史“抢救”中来，给予那些幸存者更多的帮助和关爱。

　　幸存者周绍华(87岁)、周秀华(82岁)夫妇

　　两台电扇两个灯泡便是全部家电

　　老人筛糠似的手无论如何也扣不上第二粒纽扣

　　这是锁金六村普通的一户人家，87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周绍华老人正光着膀子在卧室里吹电风扇，他82岁的老伴周秀华安静地陪在他的身边，下午室外的气温达到32℃。面对忽然拥进屋子里来的一大批记者，周绍华老人忙不迭地拿起一件青灰色的短袖衬衫披在身上。数年前周绍华得了脑梗死，手抖得厉害，在扣上了第一粒纽扣之后，他筛糠似的手无论如何也扣不上第二粒纽扣了。

　　1937年的时候，周绍华17岁，周秀华12岁，还是童养媳。当时他们住在城南太平街。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之后，他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逃到了原金陵大学附近的“金银街”避难。老人对当时的那场浩劫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夫妻俩能在屠城中活下来，堪称幸运。

　　老两口育有7个孩子，现在却只有最小的一个儿子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其余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在外地。周绍华老人从原来的南京影视公司退休后，每个月有600多元的退休金，他的老伴周秀华从原来的南京轮胎厂退休后，也能拿到600多元的退休金。但是，两位老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脑梗死、供血不足、便秘、肌肉劳损等一大把疾病，经常一个月要花一千六七百块钱去看病。“幸亏有医保啊……”周绍华握住秦杰会长的手，连声感叹说，“我们能报销80%的看病钱。”

　　周绍华老人昏暗的卧室里有一大一小两台电扇，加上客厅和卧室的两个灯泡，家里的电器也就只有这几样了。在老人狭小的厨房里，只有两块水泥板搭成的台案，洗好的挑子和筷子都搁在仅有的一口炒锅里，几个蒜头和几包塑料袋塞在台案下面。由于没有安装吸油烟机，糊在灶台旁边的报纸上积累了一层黏乎乎的油烟。

　　看病难是幸存者最大困难

　　周绍华老两口虽然都有医保，但是由于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不到4000元，因此两位老人每年仍然有一大笔的医疗费用压在头上。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成立以来，他们已经筹集到了一部分医疗专项资金，为幸存者提供补助。目前这笔专项资金已经为11名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医疗补助。

　　援助协会会长秦杰告诉记者，从他们常年跟踪掌握的情况来看，周绍华老两口的生活在幸存者中已经算不错的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有医疗保险，而目前大屠杀幸存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看病难，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生活困难，基本上都没有医疗保险。早些时候他们在下关区援助了一个患了骨癌的幸存者，没有钱看病，疼到极致只有在破旧的床上打滚。

　　幸存者薛礼祥(77岁)老伴拍他：“这么大人还哭，别哭了”

　　77岁的幸存者薛礼祥在日光灯下不知所措地晃动着脑袋。秦杰把1000元慰问金塞进他的手里时，他往后退缩着说：“不能要不能要，已经有人给过钱了。”由于房间又小又暗，记者在采访老人时不得不打开日光灯，才能在采访本上记下他口齿并不清楚的话语。

　　1937年的时候，薛礼祥一家住在江宁东山，那时他才8岁，侵华日军当着他的面强奸了他的母亲，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心里留有阴影。从山西煤矿退休回到南京之后，除了560元/月的退休金外，薛礼祥什么样的保险都没有。数年前患上了脑溢血，很多事情老人已经记不清了。老伴陈以淑对记者说，老头子脑袋糊涂了。

　　作为南京第一批登记在册的大屠杀幸存者，薛礼祥享受南京市民政局的特殊救济，他所说的已经有人给过钱了，就是指市民政局不久前救济的1000元。南京市第一批登记在册的大屠杀幸存者总共170人，在今年之前，民政局每年给这批幸存者600元的救济，从今年开始，这笔救济金额被提高到1000元。

　　“那是民政局给的，这是我们协会给的。”秦杰附在薛礼祥老人耳边喊着。老人迟疑着接过钱，转身从门后面的一个大塑料袋子里找大屠杀幸存者证书。他从大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夹包，打开了夹包里所有的口袋，铺了一桌子的信封和票据，终于找到了幸存者证书。老人对秦杰会长说：“我跑到山西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我。”老人的眼泪哗地一下就出来了。他的老伴挤过来拍了他一下说：“这么大人还哭，别哭了。”

　　朱成山馆长告诉记者，江东门纪念馆今年拨出一笔资金，为一批幸存者报销20%的医疗费用，现在他们正计划把这个报销标准提高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