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日)下午3时许，和平大钟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隆冬日南京城的上空，人们以此为66年前惨遭侵华日军屠杀的30多万亡灵祈祷，向全世界传达热爱和平的心声。

　　昨天，纪念馆广场苍松挺立，寒气袭人。参加落成仪式的400多位各界人士面向大钟默然肃立。大钟两侧两根黑色的石柱上镌刻着两行白色大字：撞历史警钟，祈世界和平。大钟高3米，寓意30万遇难同胞。总重量6.6吨，表示于遇难同胞66周年祭日铸建。蒲牢为醒狮造型。钟面上部纹饰为30朵梅花和56个祭字，下部纹饰为66朵浪花中映衬66个和平图文，撞击点为醒目的和平鸽造型，表达我国56个民族及滨江城市南京人民勿忘历史、爱好和平的心愿。下摆口径为1.937米，意为南京大屠杀始发时间1937年。钟体正面由书法家启功书写钟名，背面刻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16个大字。两侧刻有铭文和浮雕。该钟由14位旅日爱国华侨捐资50万元铸造，外形仿明式青铜古钟样式，是目前南京城最重的一口钟。

　　仪式上，江东门纪念馆分别向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9个国内博物馆和美国亚尼桑那纪念馆、日本广岛原爆资料馆、日本长崎和平资料馆等6个国外博物馆赠送了和平大钟纪念钟。

　　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却

　　80岁的森本利根老人是在南京教书的一位日本籍老师。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您对日本年轻人在政府的刻意隐瞒下，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怎么看？”老人的回答却叫记者心中猛地一震。他说：“忘却历史的不仅是日本人，我在南京这些年，跟南京的年轻学生说起这段历史，有人也会不在乎地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提他干什么？”

　　多可怕，鲁迅先生当年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真的说对了，屈辱的历史，是谁在忘却？

　　森本利根老人在日本是位著名的版画家，昨天，他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赠送了他亲自设计的3枚藏书票。第一枚上是一黑一白两只“历史证人的脚印”，象征着阴阳两界相隔和生死别离。脚印中间刻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第二枚上触目惊心地画了一只残缺胳膊，5根手指痛苦地弯曲着，背景是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和“杀人竞赛”日本士兵的画像，底下4个大字写着“温故知新”。第三枚的正中央是和平大钟，三根立柱和顶上的五个环象征着死难的30万同胞，背景是遍地的骷髅。

　　“我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得忘记了时间。在历史中的1937年12月13日里，以及自此以后的六个星期中，我们体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体验了被杀的种种疼痛。那种奇耻大辱，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中，如狂雪缤纷，袒露着我无尽的思绪。……”当20名南京晓庄师范的女学生，身着白衣，立于铜版墙前，缓缓念出这首由“军人诗人”王久辛创作的长诗《残雪》时，日本老人缓慢而清晰地对记者说道：“你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却’。”

　　今天上午，33分钟警报悼同胞

　　12月13日，是南京人心中永远的痛。1937年的今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大肆屠城，血流成河，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近年来，每逢此日，南京城都要多处同时鸣放警报，以此祭奠大屠杀遇难者亡灵。

　　与往年一样，今天上午的警报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持续33分钟。警报将时而高亢有力，响彻云霄；时而低沉呜咽，如泣如诉，如不屈者的呐喊，似遇难者的哀鸣。工厂、码头和车站等地也将同时鸣放汽笛。在阵阵撕人心肺的警报声中，人们或伫立沉思，或默默哀悼。警报提醒每一位南京人，绝不能忘记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曾经遭受的耻辱；警报也表达了南京对和平未来的珍惜与向往。

　　400封“难民信”讲述大屠杀前后逃难的南京人

　　这是400多封珍贵的信件。

　　这些信件都来自南京江南水泥厂的职工和经理。

　　1937年，当战争的阴影日益逼近时，江南水泥厂的员工们分三路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逃难。在相互的通信中，他们记录下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记录下了战时生活的艰辛，记录下了对家国的忠诚，更记录下了对和平的向往。

　　60多年后的今天，收藏家叶德兴经过一年的寻找，使得这批“难民信”重见天日。

　　收藏家叶德兴：13页“难民信”引出的故事

　　去年11月的一个下午，叶德兴接到老友的一个电话：“老叶，我这边有一封信，说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南京人如何逃难，非常感人！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叶德兴当晚就骑车来到朝天宫，把这13页已经泛黄的信件仔细看了一遍。通过这封普通百姓写的信，叶德兴仿佛看到了写信人从1937年12月1日至1937年2月25日间，近3个月艰苦的逃难过程。他当即以300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封写于1938年3月10日的信。

　　收藏了这封信，叶德兴越发欲罢不能了。他反复地看着这封信，脑子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在奔走逃亡的日子里，这封“难民信”并不是写给家人报平安，而是在向江南水泥厂的虞宗溎经理汇报他的逃亡经过和厂里的一些情况。看来，江南水泥厂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立即凭着在南京收藏行家中的关系，开始四处收集有关江南水泥厂的所有资料。这时，有关江南水泥厂的资料已经散落到了全国各地。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4月份，近半年的时间里，叶德兴花近万元买下了一堆又一堆的老资料。“难呢！”叶德兴告诉记者：“每次收集资料都是求人，一般他们开价多少我就给多少，还有两次都是拿我的一些珍贵的收藏品去交换。有一次，一个‘小鬼’开口就向我要一份老红军1943年的日记做交换，为了他手上的那份资料，我一闭眼——给了。”

　　叶德兴比划着告诉记者，一堆堆买来的有关江南水泥厂的原始资料散落了一屋，七零八落的很难整理，他左一张右一张，几乎是一张张拼凑起来，终于找齐了400多封难民信。这些信件完整地记录了江南水泥厂的经理、职员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逃亡经过：1937年末和1938年初，他们的足迹遍布唐山、兰州、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浙江等近20个省份，江南水泥厂经理虞宗溎、副经理赵庆杰、孙柏轩，抗战期间在上海避难。其中200封是处于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华中、华南时期写的，详细叙述了因战乱造成逃难、避难时所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侵华而发生的一幕幕极为悲惨的情景。

　　为了整理这些信件，叶德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细细地整理，把相同类型的信用厚纸板隔开，在厚纸板上标明自己总结的信件中的主要内容，还用红星的个数区别信件的重要性。叶德兴告诉记者：“下面的文章还远远没有做完，这么多的‘难民信’流落到了民间，我还是要努力地找更多的信件。只有这样，才能更完备地反映大屠杀前后百姓的生存状态。”

　　难民信全面反映讲述战时中国

　　在叶德兴家中，记者看到了标为1938年初编的江南水泥有限公司栖霞工厂(南京总店)职员避难通讯录。一份只有几页纸的薄薄的手抄小册子记录了江南水泥厂几十名员工避难后的通讯地址。其中，经理庾宗溎“民国二六年十二月一日离厂赴芜湖，五日离芜赴汉口，十九日离汉经港于二十八日抵港”。而叶德兴收集到的第一封长达13页纸的信，正是江南水泥厂职工刘汉增从天津写给经理庾宗溎的，逃难过程中的艰险在这封信中可窥一斑：

　　“两日不眠、水食未进、乞诸军人方得一餐充饥，连夜又遽走沙河集站，天明有兵车一列，因拥挤过甚不得乘……三日未水未食，渴则饮於稻田而已，所以力竭体疲精神颓丧。幸遇同乡，供以食宿，次日奔嘉山又借宿同乡之茅屋中”。因为日军疯狂侵略，军队士兵及难民四处逃散，滁州、济南、青岛交通受阻，只好徒步逃难。途中，一行四人为了避免被抢，“将每人携款各计九百元，从中各提出洋四百三十元，埋于地下，……以防再被抢掠。”然而，在逃难中依然惨遭土匪七人入宅抢掠，“尖刀小铳恐嚇逼索财物……友人李君被刺三刀幸衣厚而为刺深。”

　　此外，逃亡到其他省份的江南水泥厂职工也在逃亡信中讲述当时全国的状况。

　　安徽：日本的飞机轰炸宣城，平民遭受伤亡；

　　昆明：避难者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夫妇被炸遇难惨死；

　　武昌：避难者曹诚请求工厂救济他家，以免饿死，愿用田房契约抵押。

　　南京：守厂的贾秉舟、蒋立山代表全厂职工写信，请求发食米作工资。

　　上海：庾经理给散落在全国的江南水泥厂职工回信，仅叶德兴收集到的有关庾经理的信件就有200多封，庾经理在信中把物价猛涨比喻成“如风筝脱线，直上云霄，毫无止境”。

　　在逃难的后期，天津另外一名避难者在信里忧郁地写道：“忽被病魔所困，幸经医治数次，现已渐痊，然处斯荆棘之境且兼贫病交加愁肠百结，其苦尤甚……希早见和平曙光，拯诸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重见清平也。”上海避难同人也在信中希望“年丰民安，早见和平。”

　　七旬老人回忆5岁时的难民生活

　　叶德兴收集的400多封信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来守卫工厂的徐莘农的信就有20余封。日前，当徐莘农的女儿徐尔欣知道父亲当年的信件竟然还在时，十分激动。自己5岁时的记忆在父亲熟悉的字迹下逐渐清晰，昨天，已经七十多岁的徐尔欣老人对记者回忆了六十几年前的历史：

　　那是1937年的12月初。父亲是留守江南水泥厂的负责人，逃难只能由母亲带着：自己家3个兄妹、婶婶的三个幼小的孩子、年事已大的祖母、外婆和婶婶的母亲，照顾外婆的十几岁的小保姆，再加上母亲和婶婶。12个人先是被江南水泥厂的卡车送到皖南。那是一辆大卡车，简单地蒙着帆布棚，两条木头椅子留着坐人，中间就留着摆行李，那是一个冬季的天气，坐在卡车上冷的不得了。卡车到了皖南后就返回南京。剩下的日子更加难以度过。

　　到了皖南，经常会有空袭警报响起，一有警报，母亲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拼命往山里跑，而她却从来没跑过，每次都是一个人抱着一大堆行李，趴在行李上，生怕这些被子褥子和换洗衣服会丢掉。母亲说“天气这么冷，世道又这么乱，没了被子，我们还怎么过啊！”那时，12口人挤在一个小阁楼里，每天都用炒过的粗盐下饭，如果好一些了，就在粗盐里加点蚕豆黄豆什么的，那就已经相当好了。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紧巴巴地过着，母亲随身带的几百块钱大都用在了取暖和车船费上。在山里避难时，母亲就升个火盆，买木炭给我们取暖，让一大家子人围着烤火。

　　在外面避难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牵挂着身在南京的父亲。她怕老人担心，不敢和老人说，只能自己一个人嘟囔“也不知道厂里怎么样了”、“不知道南京怎么样了”。其实我知道，母亲就是在担心父亲。当去浙江的路通了之后，我们一家人立刻从金华、温州往上海赶，为的就是能再回到南京。1938年的4月，我们一家人终于到了上海。三天后，母亲开心地告诉我：“你父亲来接我们了！”当时正在生着红眼病的我眼睛已经模糊地看不清东西，于是我就拼命睁眼睛，心里着急“爸爸来了，我怎么看不见啊”。这时，就感觉父亲把我们几个兄妹都搂在了怀里。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半年的时间里，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收到父亲一封来信。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父亲在南京守厂期间居然写了20多封信，将厂里的情况详细地对经理说明，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对亲戚的担心。我把父亲这20多封信一一看下来，只看到一句话说到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能不能安全回来。”父亲是很内向的人，一般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外露，他能在给经理的心中提到这样一句话，真的说明他对我们是时刻在牵挂着。只是正如他所说“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厂”。

　　20多封信让徐尔欣看到了父亲以往并没有对他们过多提起的经历：在妻儿老小在外地逃难的时候，徐莘农却在安排进厂里避难的5万名难民的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大米要3000斤”，徐莘农每天都在忙碌着“领药”、“巡视”和“安排难民吃住”。为了保护厂里的钱财，徐莘农在六合暂避了一阵，“用布袋把厂里的银元都贴身绑在身上，外面再穿上棉袄和袍子”。徐莘农后来告诉徐尔欣，在从六合渡江回南京的时候，“就看到江里都飘着死尸，江上飘着的船上也都是死人，无人问津。”而这时，江南水泥厂附近几十里长的公路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厂址附近许多死尸无人埋葬。

　　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后人证实：大屠杀期间同胞曾互救

　　现代快报12月11日刊出《寻找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一文后，许传音嫡孙女许以梅给现代快报打来电话，向记者披露了很多祖父口述的史实。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博士和美籍华人专家胡华玲博士对此极为重视，在与许女士交流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帮助保护国人的除了外国友人，还有中国人自己。

　　昨天晚上，张连红教授和美籍华人胡华玲博士共同前往许以梅家，与她交流其祖父留下的资料。许家目前保留60多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照片，但关于30年代大屠杀时期的很多照片都已遗失了。今年63岁的许以梅女士介绍说，其祖父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由她照顾，据其祖父说，当年难民营的生活非常艰难，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据介绍许传音后半生生活一直很平淡，但身体很好，上世纪70年代初去世，享年90岁。目前许传音还有一女定居重庆、一子现居美国。

　　胡华玲博士表示，此次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寻找到许传音的后人以及他留下来的家庭资料，她和许女士交流了近年研究中有关许传音的历史资料。并表示回美国后要尽快联系到许传音在美国的儿子，将美国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继续下去。

　　张连红博士介绍说，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难民生活和外国友人的活动一直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大屠杀期间帮助南京难民的为人知的基本全是外国人，如魏特琳女士等。而根据现有史料，学术界认为当初具体操作为拯救国人奔走的还是中国人，许传音就是其中之一。寻到他的后人对丰富史料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