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港　摄影报道　

　　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下的活证人李秀英的去世，能亲身见证那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后一次老人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装好烟丝，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问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我不知道怎样开口。如果有可能，我会永远不问60年前在她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老人将嘴抵近水烟筒，深吸了一口，又叹息般地吐出烟雾，然后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15岁……”

　　老人没有等我提问，便开始讲起60多年前被日军抓进慰安所的悲惨经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未满15岁的陈亚扁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织着桶裙，嫂子和姐姐则在一旁舂米。突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屋来，姑嫂三人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惊慌失措地呆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如虎似狼的日本兵堵住门，叽哩咕噜地一阵乱嚷，眼睛在我们姑嫂3人的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停留在我身上。日本兵把我姐姐和嫂子赶出门，然后用匕首割断我身上系着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把我拉起来，用手在我身上乱抓乱捏，并粗野地剥光了我的衣裙，又把我按倒在地上……不管我怎样哀叫、挣扎，他们都不停下来，还兴奋地狂叫……直到我昏死过去。”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找陈亚扁，直接在马背上或村寨外面施暴，陈亚扁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

　　“后来，日本兵索性把我抓到砧板营的军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奸淫，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

　　在军营中，她们白天给日军食用的大米挑砂子，收拾房子，夜里则供日本兵发泄性欲，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百里之遥的崖县藤桥慰安所。在藤桥慰安所里，我被关在盒子式的第二层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奸淫我的日军官兵人来人往，整夜不断……我还听到姊妹们的呼救声和啼哭声，也听到日本官兵嚎叫和狂笑声。”

　　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弄回砧板营军营，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住着同村的其他姑娘。砧板营军营离陈亚扁家所在的村庄仅一里之遥，不时传来村里的鸡啼牛哞声，可陈亚扁却无法见到家人的面。秋去冬来，家人送衣裙添换，也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

　　“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黄花少女到浑身创伤的18岁的大姑娘，其间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心灵与肉体上的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一个人躲到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建国以后，政府把她从山里找回来，分给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

　　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鳏夫，然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几年前，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说这话时，老人紧紧抓着我的手。

　　60多年前，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陈亚扁家所在的鸟牙峒村，就有20多名少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不超过19岁。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我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陈亚扁老人的经历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那段悲惨的经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像陈亚扁老人一样站出来，把那段苦难的历史告诉给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