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立勋 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110年了。这是一场改变中、日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败讯传来,海军出身的思想家严复“中夜起而大哭”。其实,大哭的岂止严复一人,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清政府整军经武20年创建的北洋海陆军,面对自己一向轻视的“蕞尔小国”日本,何以竟不堪一战?战后所签之《马关条约》使中国人承受的屈辱,为什么比以往所有卖国条约加在一起还要深重? 战火的硝烟,已在110年前散去,但这些沉重的问号,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 战争的发端 中、日开战的起因是朝鲜事件,而深层原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之后,急于推行扩张政策的产物。 1894年3月,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根据“保护属邦”旧例,派兵赴朝。与此同时,对朝鲜乱局窥视已久的日本,也以朝鲜为自主之国,清政府派兵靖乱其意不可测为由,迅即发兵至仁川。后东学党与政府讲和,清政府与日本商议同时撤兵;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两国均不同意撤兵,战争就如箭在弦了。 早在1875年,日舰“云扬号”就在朝鲜江华海域挑起争端,然后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款“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邦”,其用意即在割裂朝鲜与中国的关系,达到其独占朝鲜的目的。这一阴谋,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推行的大陆政策的一部分。当时被日本维新派奉为“思想旗帜”的吉田松阴公开阐述大陆政策:“为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指美、俄),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台湾),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中国内地),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这时候正好发生朝鲜事件,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朝鲜事件发生后,中日军队尖锐对峙,日本举国上下浸入战争狂热之中。1894年7月29日的《时事新报》向日本全社会呼吁:“身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必须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并强调“这场战争乃开国来一大事件”。可见,中日甲午战争就日本一方来说,是蓄谋已久的一场侵略战争。 中日力量对比 战争是实力的竞赛。当时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如何呢?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自强”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目标,围绕“船炮路矿”进行的;当时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煤矿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到甲午年仅20余年(此前同样是闭关锁国),在新式交通、轻纺工业方面要强于中国,但在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造船方面则不如中国。两相比较,再考虑国土、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总体强于日本是可信的。 至于军事实力,先看海军: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各重7735吨的定远、镇远两主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1888年后,中国因修颐和园停止购船。而同期日本在短短5年间,却购入大量快船快炮,实力迅速赶超清海军。但清海军仍有敌人不及之处,定、镇两舰船体大(日本最大的船仅4千多吨),装甲厚,同时还装备8门敌舰望之生畏的30公分口径巨炮。 再看陆军,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本常备军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伯后膛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据日方统计,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17万发、子弹7745.8万发;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等地缴获火炮数百门,枪、弹不计其数。而日军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无怪李鸿章惊呼“令我寒心”。这也证明了陆军战败不是装备问题。对此可初步看出,论物质条件两国当时互有短长,差别不是很大。然而,战争严格地讲是综合实力的较量,综合实力应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在内。如果综合实力比国家的政治动员,比军队的组织力,比军人的素质和斗志,那么,当时的中国比日本相差甚远。 惨烈的失败 朝鲜事件后,日本扩张主义者已歇斯底里,叫嚣“宣传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而清政府因指望英、俄调停,一开始就陷于被动。 甲午战争第一炮,响自朝鲜西海岸外的丰岛海域。1894年7月,清军奉旨向牙山增援,以重金雇佣英商轮运兵,并由济远、广乙两兵舰护卫。7月25日凌晨,济远、广乙返航至丰岛海域,突遇有备而来的日本钢质巡洋舰3艘,日本吉野舰首先向清舰开炮,在两国尚未宣战时,实施海盗式袭击。济远、广乙负伤西逃,日舰在追击途中,又遇运兵英商轮高升号。当时高升号载中国官兵1116人。日舰欲劫持高升号,而中国官兵不屈,用步枪抵抗,日舰遂将高升号击沉,并“用快炮向水里游的人射击”。落水中国官兵除被路过的法、德舰救起251人外,其余全部葬身海底。 8月1日,两国同时宣战。此后由牙山、平壤开始的陆战和由黄海大东沟开始的海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当陆路日军渐逼平壤之际,清廷决意大举增兵,调铭军精锐4000人,由丁汝昌率北洋主力护送赴朝。9月17日,北洋舰队返航,行至黄海大东沟处,日军拦截舰队已等候多时,一场惨烈的海战,就此发生了。当时北洋舰只12艘,计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及钢质巡洋舰6艘、炮艇4艘,日方舰队也是12艘,但船、炮速度快于清舰。北洋舰队呈人字形列阵,向敌人猛扑;敌则凭其船快炮疾的优势,将致远、经远、济远3舰截出圈外。致远受重创犹开足马力撞向敌舰,被鱼雷击中而倾覆;经远被日本吉野等4舰环攻,爆炸翻沉。济远交锋不久“先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随后往旅顺口方向西逃,仓皇中还将己方扬威舰撞沉;济远号管带(舰长)方伯谦后被正法。与济远同逃的还有广甲一舰。4个半小时后,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仍坚持血战,迫敌自退。据战后统计,定、镇两舰各中炮千发以上,来、靖两舰亦被烧得不成船形。大东沟海仗,北洋舰队丧5船,日方虽亦受重创,却未丧一船。 海战我方虽损失惨重,但不失英勇;同时进行的陆战,则不堪闻问。早在7月中旬,清廷下令备战,淮军主力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部相继入朝。至战前,结集在平壤的中国军队已达2万余人,由叶志超任统帅。从8月下旬起,日军1.5万人分4路开进平壤。淮军是久练之师,装备亦精良,日军是作了恶战甚至失败心理准备的。如日军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明临战时说:“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日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也说:“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地。”岂料日军从9月15日凌晨发起总攻,除遇左宝贵等少数将领率军拼死拒敌外,其余略作抵抗皆望风而逃。当夜,平壤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日军追逃时一路狂杀,清军遗尸遍野。3天之后,叶志超等军全数退过鸭绿江,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战火迅速蔓延至国内。10月下旬起,一路日军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和安东;另一路在花园港登陆,占领凤凰城和金州,旋即攻下大连和旅顺,辽东半岛全部陷落。1895年1月,日军占领威海卫的南帮、北帮炮台,将炮口对准停泊在港口内的北洋海军。海军提督丁汝昌奉李鸿章令保船避敌,却被日海、陆军夹击成瓮之中鳖。丁汝昌、刘步蟾等将领在绝望中纷纷自尽殉国,所余定远、镇远等十余战舰,或被击沉,或被俘虏。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被当时中国人看作骄傲和希望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全军覆没。 屈辱的和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其后承受的条约之苛、屈辱之深前所未有。 清廷最害怕割地,李鸿章说:举朝(包括李自己在内)“龂龂争执,尤在让地一层”,然而,“敌欲甚奢,注意犹在割地”。这当然由不得战败国了。《马关条约》第二款,即: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后来,由于俄、德、法联合干涉,辽东半岛由中国以银三千万赎回,台湾等岛屿的割让却付诸实施。 日本社会对“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呼声很高,当时一位英国人分析道:“日本觊觎台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理上看,台湾是日本以琉球群岛为终点的岛链上继续延伸的一部分,健全这条岛链对组成日本帝国十分必要。从经济上说,台湾对日本将来的潜在价值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再就战略而言,日本不用多少年就能在岛上建成军事基地,万一将来中国恢复了足够的国力,试图为目前遭受的屈辱而对日本进行报复时,该基地不仅对包括汕头、厦门、福州等重要而富裕的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南海岸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将使经过台湾海峡的中国南北口岸之间的海岸贸易线切断。就不用担心中国东山再起。”可见,日本割占台湾,实质就是永远奴役中国的险恶用心。 赔款问题,对中国也是致命一击。较之两次鸦片战争清廷的赔款,这一次日本是狮子大开口:白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3000万,数额之巨令全世界瞠目。中国为此只得向外举债,连本带利共计6亿多两,清政府财政顿时陷入绝境。而日本则成为战争的暴发户,当时日本外务大臣狂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日本财政部门全年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马关条约》的立约过程也令中国人无比屈辱。在正式订约时,日本将单方确定的条约文本摆在李鸿章面前,中方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否则即宣告议和破产而进攻北京。李鸿章只嘀咕了一句“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日方代表伊藤立即站了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李鸿章惊惶地摇手:“否!”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写到此处时,笔端仿佛含着血泪:“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天下气短之事,莫过于此! 历史教训今犹记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震惊,对李鸿章几乎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其实,谈判缔约本身不足为罪,根子是战败。为何会战败?有人说,是战略上失机过多所致,特别是消极避战的方针误国误军,然而,当时对战事洞若观火的梁启超却说:“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是制度不如人。 梁启超认为:“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之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中国的洋务派始终将改革定位在“师夷之长技”这个低层次上,其工业化也主要着眼于船坚炮利,孤立地推进军备现代化。这种“中体西用”的改革,于当时已近腐朽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无补。李鸿章甚至还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破除封建体制,建立基于国民主权的立宪主义政治体制和实行国民自主发展的社会经济体制。并采取具体措施,广兴西方民主,“万事决于公论”,使国家连同国民的精神面貌一起走向近代化。两国比较,仅就军事制度来说,日本已采用了战争动员、征兵制以及训练、组织指挥、后勤保障等适合近代作战的军事制度,清朝的旧式营勇制度如何能匹敌? 战后,李鸿章终于哀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第二是“中国全国军族皆腐败”。 自上而下全面腐败,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皇权专制的特点,就是以天下奉一人。中法战争硝烟未尽,清廷就大修皇家园林。“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为八百六十万两。”而这几年正是日本海军大肆发展、中国海军为改善装备嗷嗷待哺的时候。这是清政府犯下的历史大罪。 清朝海陆军腐败也是全国腐败的缩影,其突出表现有三点:一是上下贪污成风。英国《泰晤士报》披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二是系统不一,四分五裂。日本是全国兵民总动员,中国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清朝营勇兵都是各省自募,打起仗来互不救援,“各省大吏,惟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当战事吃紧之时,刘坤一奉召率数万湘军救援,当时“举国望湘军若岁”,他却在天津一带徘徊数月,就是不与敌接战。三是军纪废驰,兵无斗志。参加过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就说:“自兵端初起,以迄末次之战,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辈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视军令如儿戏。”至于在舰炮上晒衣裤、官兵离船嬉游等,都是军纪不振的表现。平壤之战,陆军望风而逃,连堆积在城上的数十门大炮和数千枪械都不要了,可见军纪废驰、兵无斗志到了极点。 望中犹记,110年前甲午风云。是为祭!(作者为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 ||
(来源: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