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诉讼　10年了未讨到“说法”

　　郭喜翠这是第三次去日本了，都是为了这次诉讼。她曾患有脑血栓，身体一侧不能动弹。他儿子周桂荣说，“为了诉讼，妈妈没准就会把命都搭上了，你说她这么大年纪走这么远的路，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从家到县城走了3天，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飞机到日本。79岁的郭喜翠这一趟走得太艰难。从1996年到现在，郭喜翠为诉讼已经走了近10年。

　　1996年2月，中国慰安妇告日本政府的案子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公开谢罪并赔偿。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败诉。之后，原告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二审诉讼。今天，东京高等法院将宣判审判结果。

　　与郭喜翠同一批起诉的，还有另外一位原告，但目前已经离世。

　　艰难的取证　每次调查都像脱层皮

　　郭喜翠的代理律师康健握着她的手，老人的手很粗糙。面对这样的当事人，康健经常感到心力交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康健经常代理二战劳工和慰安妇的案子，这次郭喜翠的诉讼是中国大陆慰安妇案子的第二批诉讼，第一批诉讼有4名原告。到目前为止，慰安妇诉讼无一胜诉。

　　“非常困难”，康健说，首先是调查取证困难，慰安妇本身没有名单，调查取证就光凭一点点地走访。“每次调查取证我们律师都像要脱层皮。当事人陈述事实非常痛苦。这种特殊经历当事人怎么去说。而且，每一次回忆，对于当事人来说都像是生生撕开她的伤口。但是对于律师，我们还必须要当事人详细陈述受害事实。有的时候，当事人甚至趴到我们耳朵旁边和我们说。”

　　另外，慰安妇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受害者不愿意站出来。康健说，事实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在国际舆论上引起的关注非常大，但在诉讼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慰安妇·呼吁

　　关注历史见证人

　　2005年2月20日，国内年纪最大的日军“慰安妇”朱巧妹去世，终年96岁。

　　如今，当年的慰安妇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一部分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

　　康健认为，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态度比较暧昧，而且还想否定，所以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记住这段历史，关注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另外，要给她们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她们活下来，实际对加害者就是一种震慑。

　　慰安妇·数字

　　中国慰安妇有20万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中国至少有20万慰安妇，因为慰安所遍布中国，只要日军侵占的地方就有慰安所。

　　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化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记者 代小琳

　　相关链接

　　海南“慰安妇”林亚金赴日本出庭

　　八旬老太林亚金，是海南“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讨要公道的第二位原告代表。近日她离开海口，启程赴日本出庭作证。3月17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将对此案作出判决。

　　2001年7月16日，在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慰安妇”事件的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她们受到伤害的事实，向她们公开道歉，并在日本四大报纸上刊登《谢罪文》，恢复她们的名誉。同时要求该案的诉讼费由日本政府承担。据新华社

　　96岁的日军“慰安妇”在上海去世

　　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于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这些年来，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二战时期遭受折磨的妇女一个个地离我们而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整个慰安妇群体现状产生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