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上午10点15分，96岁高龄的朱巧妹，带着未了的心愿走完了她艰苦的一生。此前，朱巧妹老人是上海已知惟一健在的中国籍原“慰安妇”，也是国内年纪最大的原“慰安妇”。

　　在已知的原“慰安妇”中，上海一共有5位。除朱巧妹老人外，目前只有两位朝鲜籍老人健在，其他两名中国籍老人已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去世。

　　在崇明庙镇镇剧场街上，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我们来到了老人生前居住的地方。一间简陋的砖瓦房，20平方米左右，里面除了一张床外还有两张八仙桌。一张桌上摆着老人的灵位和一些祭奠老人用的水果、糖。另一张八仙桌上放着老人生前的衣物。来送老人的邻居挤满了房间。

　　一袭黑色呢子大衣，红裤红鞋，蓝围巾，朱巧妹老人就这样安详地走了。老人今年已是96岁高龄，辞世时除远在沈阳的大儿子没有在身边，其他的儿孙都在。按理说，老人应该是走得无牵无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朱巧妹老人是带着一个未了心愿走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走得不清不白”，她希望法院能还她一个清白，让她死也死得瞑目。

　　“我同你讲，你今后告诉法官，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还我一个清白！”这是近几年朱巧妹老人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大年初五开始，老人已经不能说话，意识也有些模糊，但是还是会抓着晚辈的手，想要说点什么。“她还有个心愿未了，想法院还她个清白。”老人的儿子周鑫告诉记者，老人走的时候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基本不能讲话，耳朵也已听不见，但是透过她的眼睛还是能看出她还有心愿未了。

　　当提及老人曾是“慰安妇”的往事，邻里们都表示了宽容和理智。“那不是她的错，全是日本侵略者坏，没人性！”71岁的朱允芳老人气愤地说。自从老人的往事被公开后，镇里的人都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对老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慰安妇公证工作缺乏资金导致停滞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在得知老人辞世后，立即带着学生从上海赶到崇明送老人最后一程。他告诉记者，朱巧妹老人的辞世意味着慰安妇研究工作又失去一个重要而有力的证据，不过朱巧妹老人生前已将自己的遭遇叙述出来，并于2001年做了公证。

　　据悉，200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2002年、2003年陆续有十多位老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但是，苏智良表示，很遗憾的是该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建造慰安妇纪念馆的事情至今没有着落，公证工作也从去年开始全部停止。”苏智良教授表示，“目前，只对海南、湖南、武汉、上海4个省市的近20位老人的遭遇进行了公证，还不到已知人数的1/3。”据了解，目前内地已知的原“慰安妇”人数有60位左右。公证的停滞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资金。苏教授表示，人们应该更多关注这些老人，关注这段历史。随着时间流逝，老人一个个离去，如果没有了见证历史的人，也就没有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历史或许将被篡改。从2001年公证工作开始，先后有近20位老人辞世。

　　国人应直面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却不愿承认，这让人不能接受。”苏教授说，国人应当更多关注这些曾被伤害的老人，她们曾经受到巨大伤害，让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证明那段屈辱的历史。

　　把心中的阴影沧桑带进坟墓是一个遗憾

　　“老人的去世在意料之中，无奈啊，把内心的阴影、沧桑带进了坟墓，遗憾！”2月21日，听闻朱巧妹去世的消息，朱妙春沉痛地说。朱妙春，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1年初义务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法律顾问，曾为朱巧妹等3位慰安妇老人做过法律公证，这也是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法律公证。

　　2000年，受一位作家朋友的影响，朱妙春开始关注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取得联系，义务担任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法律顾问。

　　2001年2月14日，朱妙春与苏智良教授、静安区公证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崇明为朱巧妹等3位慰安妇做公证。“那时见到3位老人时，她们痛苦的遭遇让人很震撼，她们的生活大多很穷困也很屈辱，同时，见到她们时已是八九十岁，到了风烛残年，日渐消逝的生命也让人很担忧，如果不做公证，她们活着能说，去世以后谁来说呢，谁来主张这个权利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诉讼的主体也就没有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救运动。”指着当时为朱巧妹做公证的照片，朱妙春说。

　　2001年2月，苏智良、朱妙春、静安区公证处为朱巧妹等3人做了公证，主要是对她们的个人遭遇，比如她们被日本军队在崇明岛的驻军强迫做慰安妇、为他们做性奴隶、被日本军队性奴役，这些事实，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把它以公证文书表现出来。

　　2001年的公证，让朱巧妹的死有了不同的意义，如果没有公证，她的死不仅意味着人生的死亡，也意味着个人法律上的死亡。而公证后，有了证据保全，朱巧妹虽然死了，但她所受的屈辱还有得到说法的一天，也就是说如果有日本政府赔偿中国慰安妇的那一天，朱巧妹就是其中一员。说到这一点，朱妙春为朱巧妹感到欣慰。

　　对于老人的去世，朱妙春最后说，把心中的阴影、沧桑带进坟墓，她的苦难没有在有生之年得到说法这是一个遗憾；在死后，其陈述得到公证，我作为一名律师，只要有条件还会为她的权益而努力，希望能让老人感到些许慰藉。

　　关于历史———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

　　刘面换：2004年12月15日，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一案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出人意料的是，开庭不到1分钟，审判长就做出宣判，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日本政府对此不负责任”和案件“已过诉讼时效”。9年的诉讼就这样草草终结，77岁的山西老人刘面换不禁老泪纵横。1995年8月，山西省盂县的刘面换等4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侯冬娥：前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慰安妇之一。1994年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了这样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

　　张纯如：美籍华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2004年11月自杀身亡。“我相信，如果不写这本书，她不会自杀。”她的一位朋友说，“1995年去旧金山开会时，认识了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特别阳光的女孩子，个子高高的，很漂亮，特别单纯。当时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女孩子去写南京大屠杀，她受得了吗？结果……要知道，一天到晚接触那样的题材，人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这么多年她又一直是孤军奋战。我经常想，如果一个犹太作家写了这样的书，他一定会被同胞当成英雄，而我们，谁给过张纯如一点支持、鼓励？她回来了谁理过她？” 夏海淑 李燕 余梦 卢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