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安徽频道电(祁海群 万家兵 王雄斌)2003年12月3日，一份长达15页、署名为“中国二战劳工三菱原告团”的传真发送至本报记者的手中。在

　　这份传真中，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军掳去日本本土从事劳役的安徽劳工的姓名和地址。在附言中，该原告团秘书长郑新表示，希望本报能够尽快帮助他们寻找到这些安徽二战劳工，以便让他们参加明年3月份对日提起的索赔诉讼，讨还公道。

　　一、安徽劳工名单惊现

　　手捧这份传真件，记者心头不由感到一阵震撼，在这份由日本外务省在战后向日本政府提供的名单中，安徽劳工有姓名可查的就计近200人，分别在日本32家企业、41个场矿被奴役。而这只是安徽二战劳工的一部分，更是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本土被奴役的中国劳工中的极少部分。

　　在这些被掳去的安徽劳工中，当时，也就是1944年至1945年期间，年龄最大的已56岁，最小的才18岁，又以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为最多。在地域分布上，几乎遍及安徽全省，其中较为集中在皖北的宿县、阜阳、蒙城一带，合肥、六安等地也不在少数。

　　这份名单的分量可想而知。这些劳工，无疑是当年日本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和见证者，是日本正在极力掩盖和粉饰的侵略历史的活生生的最有力证据。找到他们，让他们登上历史的审判台，去揭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面具，所产生的意义将非同寻常。因此，如何尽快寻找到这些二战劳工？一下子成了压在我们心头的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面对这份名单时，发现要完成这件任务，难度太大。

　　首先，这些劳工当初被掳去日本，时间大约分别在1943年4月至11月、1944年3月至1945年5月，从被抓到今天，时间已过去了近60年，这份名单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比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心中没底。

　　其次，这份名单实在过于简单。比方说，名单上的第一位劳工——“孙继国，40岁，临泉县”，所有的信息都在这八个字里，没有更具体的地址，哪怕缩小到县以下的某乡镇。

　　还有，名单上的很多劳工，如今恐怕都已不在人世了，比如孙继国，当年被抓时已40岁，60年过去，按正常情况推断，他生存的可能性极小。如果他已去世，再想找到他的遗属，更是难上加难。

　　但即使再难，我们也要试一试，因为在面对这份名单时，我们所有的顾虑都不得不淡去，我们必须去寻找、去接触、去尝试，去更深地拂开蒙在历史脸上的尘埃，还人间以正义，还历史以本来——这不仅是我们，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义不容辞。

　　二、寻找历史之证

　　经过几番权衡，我们首先选择了劳工“李景方”作为寻找的第一人。根据名单显示，他被抓时25岁，住宿县临涣集，算一算，他如今应在85岁左右，可能性较大。而且，临涣集在当时是个大集镇，只不过后来区划几经调整，最终划归濉溪县境内，地名也改成了临涣镇。于是我们的寻找从李景方开始。12月4日，我们踏上了寻访之旅。

　　车一过淮河，大平原的气势越发显得博大而深沉，而在60多年前，这片广袤的土地在日军的蹂躏下满目疮痍，恍如人间地狱。日军侵华时期，安徽除了徽州地区和大别山部分地区未被占领之外，其他地方全部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同时日军还在安徽开采煤铁矿，拉夫抢粮，为其军事行动做后勤准备。在皖北，台儿庄战役后，驻守徐州的日军大举南下，沿淮北、宿县、蚌埠，与驻守合肥的日军会合，再向西包围武汉……

　　当然，这些都已成为了历史，在中国人的拼死抗争下，和平与正义又回到了我们身边。然而历史总会留下苦涩的味道，让后人品尝，让后人难忘，甚至百般辗转，心绪难平。寻找“安徽二战劳工”又何尝不是如此？

　　赶到临涣镇，一下车我们就四处打听“李景方”其人，哪里有人知道！连同名同姓的也没有。我们一下子傻了眼，偌大临涣镇，上哪去找李景方呢？向村民打听当年有谁被日本兵抓去过，说有倒是有，但早就不在世了，问姓名，有姓郑的，有姓艾的，问有没有被抓去过日本，都摇头说没有。问来问去，都没有叫李景方的。

　　我们只得求助当地派出所，临涣镇派出所陈所长得知我们的意图后，非常感动，当即将我们带进了微机室，通过居民身份证信息库为我们查找“李景方”。我们满以为这一下会大功告成，然而，输入“李景方”，敲下回车键以后，微机检索结果为：没有您要查找的信息。

　　我们一下子泄了气，站在大街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看来，还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劳工较多的地区。从名单上看，共有34位劳工住址在宿县地区，尽管上世纪40年代宿县包括了今天的亳州、淮北、蚌埠等地的部分地区，面积非常庞大，但这34位劳工总会有若干位仍住在现在的宿州地区，哪怕找到一个，也不虚此行。

　　12月5日一大早，我们赶到了宿州市(土甬)桥区地名办公室，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够知道当年的地址，如今都有了什么样的变动。遗憾的是，他们所掌握的，最早也只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普查时得来的资料，再往前就没有了。而在他们所提供的该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所辖村(居)委会名单”上，找来找去也没有诸如“马练场”、“特前庄”等地名——经过近60年的变迁，这些当年的老地址，如今仿佛被人间蒸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失望像一排排潮水向我们打过来，浇得我们心头冰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们又走进了宿州市公安局，希望能通过网上身份证查询找到线索。这一次，没有让我们彻底失望，我们输入的“李玉才”、“李玉林”、“李道全”三人，在电脑上都有明确的显示，分别住在褚兰镇、桃园镇和顺河乡，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确认他们是否就是二战劳工。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租用的三轮车赶到了位于宿州市南三十多公里的桃园镇张站村，在李家组39号，我们找到了一位年已80的李玉林老人，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从来没有被抓去过日本。

　　坏消息不断传来：褚兰镇打来电话说，李玉才老人不久前已经去世，他也没有二战劳工的经历；顺河乡半楼村也打来电话说，我们要找的李道全并不是他们村的李道全，后者一直生活在当地，甚至连远门都未出过……

　　与此同时，从凤台、涡阳、蒙城等地民政局地名办公室陆续传来消息，我们要找的地名都已无从查找……

　　带着极度的沮丧和焦急，记者一行回到了此次寻访之旅的起点——合肥。

　　三、未完的任务

　　我们再次将寻访的焦点对准了合肥。

　　从名单上看，当年被抓时住址在合肥的劳工有10人，具体有村名可查的有4人，分别是：黄田村、王村、蒿管村、许家村。有了前面的教训，我们自然不再相信这些地址，而是找到合肥市公安局，通过网上查找，找到了三位同名同姓且年龄也相仿的老人，经过排除，最后一位叫“黄守林”的老人被我们锁定，他今年80岁，住在合肥市义兴镇黄镇村第八村民组。

　　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12月10日下午，记者赶赴义兴镇黄镇村，寻找“黄守林”。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黄镇村的邻村——施河村找到了正在女儿家休养的黄守林，老人精神尚好，只是听力下降得厉害，非要在他耳边大声喊才能听清。老人告诉我们，他当年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有天晚上，日本人不声不响地进村抓人，幸好有人通风报信，他逃了出去，才没有被日本兵抓去。

　　很显然，这位可敬的老人仍然不是名单上的人，我们的希望一点一点消失殆尽。

　　……

　　经过历时近半月的寻找，走遍了我们认为可能存在希望的众多乡村，结果我们面对的仍然只是一张写满了姓名和地址的“安徽二战劳工名录”。我们甚至在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就在寻访的过程中与我们擦肩而过，很可能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但我们没有能力去辨认他们、发现他们——历史没有给我们相见的机会。

　　我们仍旧怀有希望，即使屡受挫折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写出了这组报道，意在求助于读者，寄希望于社会。如果您知道有关“安徽二战劳工”的消息，请与我们联系，电话：0551-4249493、4249576。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加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列中。

　　因为，历史终究会还一切本来面目，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也注定会被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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