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霞证言，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京时，我家从汉西门堂子街躲到华侨招待所难民区。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三挺机关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着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死了好几百人，塘睡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我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仅三十五岁。丈夫死后，我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回家。可是，家也被日本兵烧毁了。我结婚时置办的整房家具、铜锡器皿、衣服被子、瓷器首饰都没有了。只剩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造成我终身的痛苦。日本兵真是太残酷了！(殷红英、曹义富、陈小敏调查记录)

　　程金海，男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是一个幸存者。那时，我住在琅玡路十一号。一九三七年阴历冬月的一天，我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将我们三人检查了一番。他们见我长得像当兵得模样，就把我双手倒背用绳子绑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个人放了回去。从早上九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被抓起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四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我们疯狂的扫射。我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者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我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我躺着不动，日本兵以为我死了。日军走后，我爬起来走出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他帮我把绳子解开，我回到家里，就这样幸存了下来。(王天柱、黄广诚、达式宏等调查记录)

　　吴连城证言，男

　　日军进程前，我住在小扬村六号。日军进城后，我住进宁海路十四号难民区。

　　当时，国民党的各级法院里的官员早已跑光，法院成了收容国民党残、败官兵的收容所。当时国际委员会有两个警察，一个姓张的队长，另一个姓王的，跟我住在一个院里。姓张的叫我和院里的另外三个邻居跟他们到国民党的高级法院去维持残、败官兵的秩序。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叫我们四个到里面去。我们进去没有半小时，日本兵的部队就到鼓楼了，到了高级法院门口，两个日本兵冲进去拖出一个膀臂上挂彩的国民党官兵，就在门口当场打死。我一看这情况，觉得很危险，就和同院的三个邻居从大方巷一号围墙翻出去逃跑了。这就是个日军第一天进城上午发生的事。后来，高级法院里所有的人，包括两名警察，都被日本兵拉到下关用机枪打死了。第二天晚上，我在大方巷西南西桥塘里，发现了好几百具中国人的尸体。据一个死里逃生的人对我说，日军把我们中国人往河里赶，不下去就用刺刀戳，赶下去以后，日本兵就在四周架起机枪扫射。于是，好几百人立即死在水里，水都被染红了。(陈家荣调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