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我十六岁，一家四口人(父亲、哥哥、弟弟和我)，住在离江东门街约一里路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只知道形势紧张，没料到日军来得这样快，也舍不得丢下家里养的几头猪，所以没有到难民区去。冬月初九，雨花台吃紧，我们跑到江边，但无法过江，就返回来躲在水关桥，在那里住下来。

　　冬月十一日，天还未亮，有几个日本兵突然闯进我和哥哥住的屋里，用刺刀往被窝里乱戳。我小肚子上中了两刀，因隔着被子，伤口较浅，但伤痕至今犹在。我当时被戳得哭了起来，哥哥前来救我，立即被日本兵抓住，拖到门口，用刺刀乱戳，又向他太阳穴打了一枪，当场被打死了。几天以后，父亲才将哥哥尸体掩埋。

　　日本兵在江东门杀人很多。两天以后，我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的俘虏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我还看见曾被日本飞机炸断的江东门旧桥，被日军用中国平民的尸体堆结起来，上铺木板，当桥行走。

　　天暖雪化时，江东门一带血水满地，令人心寒。(吴传铭、刘兴林、何炼生等调查记录)